姚洋指出,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奖励创新,如果我们希望推动从无到有的创新,就必须允许投资者获得高回报,以平衡创新的高风险和低成功率。否则,就没有人愿意支持这种创新,因为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
每经记者 张宏 赵景致 每经编辑 张益铭
6月25日~27日,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五届新领军者年会(即“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办。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学界人士共同探讨未来增长的新前沿。
论坛指出,2023年,我国电动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已超60%,但自今年来,我国电动汽车发展遇到了一些新形势、新挑战。“中国电动汽车产业下一步如何发展?”议题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就“中国电动汽车产业下一步如何发展”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在会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就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格局等话题,专访了姚洋。
姚洋指出,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奖励创新,如果我们希望推动从无到有的创新,就必须允许投资者获得高回报,以平衡创新的高风险和低成功率。否则,就没有人愿意支持这种创新,因为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
国内很多行业“内卷”的根本原因是许多资金涌向了已经成熟的领域,导致这些领域变得过于拥挤,竞争加剧,价格战不断。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文巧 摄
NBD:针对国内科技创新,你认为我们在哪些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而在哪些领域还存在短板?
姚洋:国内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尤其在中等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追赶速度非常迅速。国内涌现出许多隐形冠军企业,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追赶的步伐非常快,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领导者。
相对落后的领域主要是广义的材料科学。材料科学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领域,目前我们的积累尚显不足,投入也还不够。如果能够加大资金投入,材料领域的短板将逐渐得到弥补。
NBD:你如何评价当前国内科技创新的整体环境和氛围?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你认为中国有哪些优势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姚洋:在当前的创新领域,我认为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创投行业的逐渐萎缩。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政府限制美方企业对华投资。由于拜登政府授权美国财政部禁止或限制美国在包括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等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关键投资。这对创投行业产生了影响。
其次,自2018年以来的去杠杆政策也对国内的创投企业产生了影响。虽然去杠杆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其中包括创投行业的规模正在缩小。
第三,目前,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导致一些民营创投企业必须与地方引导基金合作才能获得资金。然而,政府和机构对创投项目的风险评估标准不同,政府可能会更趋于保守,而创投行业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从短期来看,这种趋势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成为制约我国创投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现代经济中,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或产品上的突破,金融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金融如果不参与进来,创新就难以实现。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奖励创新,如果我们希望推动从无到有的创新,就必须允许投资者获得高回报,以平衡创新的高风险和低成功率。否则,就没有人愿意支持这种创新,因为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
国内很多行业“内卷”的根本原因是许多资金涌向了已经成熟的领域,导致这些领域变得过于拥挤,竞争加剧,价格战不断。
NBD:你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成功的突破口可能在哪里?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否最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人工智能距离“蒸汽机”时刻还有多远?
姚洋:我认为,用全要素生产力来衡量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对人工智能的一种低估。根据宇宙规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太阳系中唯一不变的事实是太阳终将衰老并膨胀,未来人类可能需要逃离太阳系。然而,以人类的肉体形态,逃离太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与人工智能结合。
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人工智能主要停留在学习人类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回答问题的水平。尽管在数据收集和语言大模型方面表现出色,但在推理能力方面仍有待提高。未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语言模型与逻辑模型相结合。
关于人工智能最终能否取代人脑的问题,我认为难度很大。人类在决策时,并非完全基于理性,情感因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目前,人工智能还未能模拟出这种复杂的情感能力。即使在未来,我预计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而言,仍然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
NBD:近期,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行业采取了一系列例如加征关税的措施,你如何看待此类情形?
姚洋:美国对我国电动车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行为,其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发展得益于政府补贴,需要通过关税来实现市场平衡。然而,这种理由在我看来并不充分。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对电动汽车行业提供补贴,包括欧洲自身。美国的补贴政策甚至比中国更多。真实的原因是欧盟需要时间来调整和增强自身的电动汽车产业。
我认为,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现在应该展现出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分享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成本控制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这使得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将产品出口到欧洲,我认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应该转变思维,不要局限于将产品出口到欧洲,而应该考虑在欧洲设厂。这样做可以实现双赢,一方面,我们帮助欧洲实现再工业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在欧洲市场中获得更稳定和可持续的利润。
NBD:你如何看待各国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竞争?对于世界经济增长而言,什么样的竞争是有利的,什么样的竞争是有害的?竞争与合作有没有可能同时进行?
姚洋:我认为美国现在和中国的竞争绝对是有害的,不仅对中国有害,对其他国家有害,对美国自己也是有害的,是下下策。比如美国首先限制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个芯片市场,限制后中国受损,美国的芯片厂家也受损,这样的一种贸易保护是双输的。
良性竞争是每个国家投资于自己国家擅长的领域,做出新的东西。比如美国做大模型,做航天科技,以及研究开发芯片。中国研发新能源汽车,还有一些技术的集成。当然,竞争和合作也可以同时进行,比如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的合作,反恐也需要全球的合作,在这些方面我们与美国也有很多合作。
NBD:在科技和经济竞争中,有哪些关键因素影响竞争结果?
姚洋:第一,是要学习成功的经验。第二,发达的金融。第三,引进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在二战后科技突飞猛进正是因为其吸收了来自全世界的人才。不要怕融合,纵观历史,强大的时代往往出现在文化大融合之后。
NBD: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的竞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进行应对?
姚洋:最重要的还是开放。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面,发展高科技的成本才是最低的。我接触过很多企业,发现做得好的公司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利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资源,例如市场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现在市场有一个悄然的变化,凡是中国的优秀企业都变成了全球性的公司,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取长补短,要落到法律层面、落到执行层面去开放,实实在在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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