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商科教育和财经教育应是有情怀、有温度、有灵魂、有使命的教育，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得益彰的教育，是理论修养、实践能力和职业操守有机统一的教育，是注重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教育。当前，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商业价值观错位，国家意识、集体意识、担当意识、市场经济道德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失等问题相当普遍。因此，做“有德的”儒商和“有品的”财经人成为时代呼唤和社会期盼。
1.十、百、万
《哥德巴赫猜想》一文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我之所以选择上数学专业，除了多年的家庭熏陶和兴趣偏好，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徐迟于1978年1月发表的这篇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求学期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大一大二时三千多道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二千多道《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习题，大三时一千余道《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习题，五百多道《测度论、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习题，硬是一道道、一本本（习题集）老老实实啃下来。后来，为了完善知识结构，对与自己工作和研究领域相关的经典著作和前沿文献，更是“恶”补“狂”读。在我的人生辞典里，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勤奋”，仅以近几年的春节为例，为了用相对整块的时间尽快完成研究报告、约稿、最新的专著或教材写作，每天在电脑前的“净时间”都在7小时以上，春节尚且如此，平时可想而知。
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学生、弟子及同事分享最多的，是三个“不得少于”的数字，即十（10）、百（100）、万（10000）。其具体含义是：要学好一门课程，需要阅读的材料（教材、教参及相关文献）厚度不得少于10（厘米）；平均每天的阅读量不得少于100（页）；而要成为某个领域的行家里手，一般需要投入的时间不得少于10000（小时），也就是丹尼尔·科伊尔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中国商学院的学生和国外相比，阅读量远远不够。一门课学下来，读十几篇文献和案例就以为很多了，而国外商学院的学生却要读海量文献。以哈佛、沃顿为例，仅一堂课通常学生需要事先阅读十几篇文献和多个案例，每个案例或文献差不多又有几十页，这样的功夫花下去，收益自然良多。周知，学习是“泡”出来的：理科生“泡”习题集，工科生“泡”实验室，包括商科和财经在内的文科生“泡”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求学是一场艰苦的修行，需要吃得“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苦，受得“为学消得人憔悴”的累。从古至今，聪明人也要下笨功夫，以现在大多数人努力程度之低，远还轮不到拼天赋。但凡杰出成就者，他们对事业都勤勉专注，无怨无悔，甚或能感受如痴如醉的“心流”。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就是对“时间用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的最好诠释。
勤勉不仅在八小时内，还在八小时之外。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人事业能否成功，能在多大意义上成功取决于八小时外。因为人和人在八小时之内彼此彼此、没有太大差别，成功人士一般都“成”在别人之前，却“功”在八小时之外。八小时以外若选择阅读思考、学习研修、发展兴趣、修心养性，或与靠谱的“高人”交往，与“有料”的行家里手切磋，这样日积月累下来，若干年后将形成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巨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八小时以内求生存，八小时以外求发展”这句话未必正确，但值得细细琢磨其中的某种况味。
2.读经典书，学硬核课，做困难事
当下全社会读书的情形令人堪忧。互联网时代普遍的数字化，以及因电子浏览器和智能终端的广泛使用带来的阅读媒介多样化，使得“浅阅读”大行其道。浅阅读具有快速(即时性)、快感(娱乐性)、快扔(浅显性)，以及快餐化、平庸化和碎片化等特征，惯性的浅阅读一旦形成，很难进入深度思考。虽然阅读本是十分个人化、个性化的事情，选择什么内容阅读是个人自由，采用什么方式读也是个人权利，更何况“浅阅读”毕竟也是一种阅读，不能武断地加以否认和排斥，但更值得提倡的是沉静潜心的“深阅读”，尤其值得推崇的是阅读经典。周知，但凡称得上“经”称得上“典”的，都代表了所在时代的最高智慧，经典是经受住岁月考验而历久弥新的人类精华，值得用心去深阅读。
展言之，经典是人类精神遗产的宝库和人类文化学术轨迹的里程碑，是书之上品和极品。阅读经典不仅有助于扩充知识，还有助于知识的专精、广博和贯通。更重要的是，经典中有对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深刻的洞察，对“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的世风更敏锐的警觉，对光怪陆离、神奇诡谲的大千世界更透彻的辨析。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思维更细密，视野更开阔，胸襟更博大，使人能在多元中把握主导，在多样中把握均衡，在多变中把握趋势，避免在选择中不知所措，在决断前迷惘茫然。保持经常性阅读经典有益于增广见识，培养智识，知古博今，消弭浅薄、固执与偏见，通晓人间正道。对金融机构、上市公司、行业协会等财经领域的高管、专家、企业家和创业者而言，若能拨冗研读诸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市场如何运行：非均衡、创业和发现》、《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21世纪资本论》、《穷查理宝典》、《漫步华尔街》、《集体行动的逻辑》、《资本之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以及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所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等经典，当大有裨益。
同样的道理和逻辑，学课程应多学“硬核”的课，而不是好混学分的“水课”；做事应多做“困难”的事，而不是轻松容易的事。人在难与易之间，应自觉选择“难模式”，甘于、勇于、善于做难的事，做标准高的事，做不会做的事，在事上磨炼，砥砺前行。为什么越硬核的课越值得学，越困难的事越值得做？首先，学硬核的课和做困难的事可以增长“功力”，进而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有硬核学业/技能/本领的加持，做其它的事就能游刃有余。学硬核的课、做困难的事当然“难”，但“难”是人生的磨刀石，是增长见识、提高能力、磨练心智的利器。其次，做难事是走向成功的关键，做难事方能成大业。善行者究其难，如果想变得更优秀，就要愈艰难愈要做，且越困难越有劲。乔布斯曾言：“成功没有捷径，必须把卓越转变成身上的一个特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天赋、才能、技巧，才能把其他人甩在后面。”第三，困难的事往往是机会所在，也许还会更容易成功。因为困难的事情让大众止步，“做难事”的定位驱赶了平庸者，这正是真正优秀者脱颖而出的机会。做难事的意义和理由还在于，通过做困难的事，还可以打造高标准文化。在高标准文化中，主动选择做困难的事，有利于提升工作的挑战度，这不仅体现一种工作精神和卓越追求，还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
3.走出舒适区，尝试人生更多可能性
从大学起至博士后，我在各学段读书期间因学业优异、科研能力强而屡获各种高级别奖项，在同学中有“获奖专业户”的美誉。1999年初博士后出站时，上海交大王宗光书记专门请我到她办公室谈话希望我留校。但是，出于对职业生涯初期尝试人生更多可能性、而不是早早锁定在一个“赛道”的考量，我选择去了企业，并在短短三年内实现“三级跳”，即从企业战略发展部的部门经理，做到公司常务副总裁和集团总裁。2001年4月17日，作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优秀青年企业家和创业者代表，我还受到了朱镕基总理的亲切接见。在企业的这段经历，使自己能“跳出”教育看教育，并在不经意中更真实客观地“测试”出自己真正的兴趣、志业和比较优势，因此，2002年6月我听从内心的召唤，毅然放弃在别人看来风光无比的高薪和高位回到交大，成为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的创始项目主任，由此开启我在高校第二次创业的职业生涯。尽管薪酬从百万量级断崖式降至十万量级，但自己无怨无悔。从“能留校”到“不留校”再到“回学校”，每一次否定都绝非被动或冲动所致，而是勇于挑战自我、走出自身舒适区的主动所为。
2013年9月我由上海交大副校长调任西南交大（第65任）校长。这当然是组织行为，但何尝不是又一次挑战自我，走出繁华舒适的大上海奔赴西南锦官城进行第三次创业的行动！作为学校掌门人的一校之长，我在秉持坚守西南交大优良传统和保持强化学校已有特色的前提下，主动推进变革，革故鼎新，带领师生勇敢走出学校多年的“舒适区”，前瞻性地培育战略性新兴领域和方向，以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和班子成员一道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以攻坚克难的勇气直面问题，设法抓住学校突出问题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寻求以小搏大的“杠杆解”和纲举目张的“纲”。六年来我力主推动的变革包括（但不限于）：扎实推进人才强校主战略、国际化战略、数字化战略三大战略，深入实施工科登峰、理科振兴、文科繁荣、生命跨越四大学科行动计划，切实落实青苗计划、雏鹰计划、扬华计划、鲲鹏计划四大人才金字塔培育计划；大力推动教学从“教的范式”向“学的范式”转变，大力推动“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推荐年度经典阅读书目为推手，以4.23（世界读书日）和9.28（孔子诞辰日）等关键节点为抓手，常抓不懈地推动全校经典阅读；淡化专业，强化通识、素质和能力，扎实推进基于宽口径、厚基础的通识教育；将一、二课堂拓展为“五课堂”，打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包括MOOCs、SPOC、云学习、翻转课堂等虚拟课堂和e-learning学习平台等在内的“泛在”课堂；严把教师的入口关、职称关和聘期考核关这“三关”，以及职称评审除了按常规的实体性标准外，另开辟没有前置条件的程序性评审通道，申请者只需获得三个“五分之四”的赞成票即可评上相应的职称，等等。
4.校训的力量
如上所述，我先后任职于上海交大和西南交大，2019年7月回沪后在上海财大工作。“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厚德博学、经济匡时”分别是这三所大学博大精深的校训。校训是学校的灵魂，是学校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是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体现学校的办学传统，代表其教育理念和校园文化。上海交大的校训朴实无华、意蕴厚重，它阐明了坚守初心、思源感恩的特质和勇担使命、赤诚爱国的底色。
上海财大校训中“厚德”意为品德敦厚，语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淮南子·汜论训》亦谓“故人有厚德，无间其小节”；“博学”为马寅初教授1934年题词，意为学识渊博，语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儒行》曰“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厚其德、博其学是高等教育的永恒使命。校训中的“经济”包含两种“词性”的经济，一是作为“动词”的经济，即经世济民之意，二是作为“名词”的经济，由此体现上财的经济/财经特色；“匡时”意为匡扶时局。1934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为上财毕业生题词“经济匡时”，寄望上财学子胸怀祖国、志存高远、服务于国家、奉献于时代、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是西南交大代代相传的校训。其中，精勤、敦笃、果毅、忠恕，教导“如何做人”；求学、励志、力行、任事，阐述“如何做事”。做事先做人，求学，在于精要勤勉而非投机取巧；立志，在于敦厚笃实而非虚幻漂浮；力行，在于果敢坚毅而非踌躇不前；任事，在于忠诚宽恕而非牢骚满腹。现代社会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职场精英越要时常温习母校校训，牢记先贤的教诲：“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同时，摒弃心浮气躁的急功近利，拒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竭力为整个社会注入宁静与理想的力量。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由中国西南交通大学与英国利兹大学合作创立的新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院定位于精英教育，是根据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依托双方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在工程相关领域建立的一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经过近三年的沟通磋商和筹备，2015年10月30日西南交大-利兹学院成立，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威廉·唐纳德·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第53任首相）向西南交大时任校长（第65任校长）徐飞发来贺信。此为贺信全文和译文：
5.做“有德的”儒商和“有品的”财经人
新时代的商科教育和财经教育应是有情怀、有温度、有灵魂、有使命的教育，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得益彰的教育，是理论修养、实践能力和职业操守有机统一的教育，是注重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教育。当前，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商业价值观错位，国家意识、集体意识、担当意识、市场经济道德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失等问题相当普遍。因此，做“有德的”儒商和“有品的”财经人成为时代呼唤和社会期盼。
当下，“儒商”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热词。按照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所言，儒商为企业界的士君子，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也是认同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基本道德伦理，并以儒家核心价值从事企业的知识人。杜先生在将儒商精神导归源头活水——“士”的自觉的同时，也赋予了其现代性公共知识分子意义。我之所以在儒商的前面加上“有德的”，旨在更加突出强调企业家的个人品德、操守和修为，更强调企业家的市场经济道德意识、国家意识、利益相关者意识、担当意识、绿色环保意识等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更强调企业家对BE、CSR和ESG的践行。
大体而言，财经人是离钱最近的人。“有品”的财经人之“品”，不仅是人格意义上的人品，还包括行为层次的品质、品格、品味和品位。“有品的”财经人，应具有经世济民、创新创业的精神，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意识，诚实守信、德法兼修的素养。往大里说，应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社会尽责，彰显格局、情怀和担当，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往小里说，则要牢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持续修身正心诚意，自重自省自警，慎独慎微慎初，在任何利益和诱惑面前，头脑清醒，守住底线，且尽为人之本分，知恩图报。
徐飞，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校长助理，上海行为科学学会会长，上海市青联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指委副主任，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创新创业创造“50人论坛”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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