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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该读一读《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本书，是听完项飙在2022年末一场论坛上的演讲之后。

刚移居德国不久的项飙没能到场，他发来了视频，题目是“从虚拟世界到真实社交，我们如何重建附近？”“附近”，是人类学家项飙近年来在多个场合提到的概念，那一次他重新阐述这个“初步的想法”，并把“附近”的范围放置在了“最初500米”。

项飙说，“最初500米”这个提法，是针对目前互联网商业中“最后500米”的概念而提的。“最后500米”是一个资本中心通过它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往下延伸，触达每一户、每个人。而“最初500米”则是反过来 ，关注每一个个体和外界的联系，“从你出发，从每一个个体出发，去看身边最初的500米，聚焦第一个把你和更大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那500米”。

在“附近”尺度下，“你”才是那个起点。

现实生活里，项飙意识到人们前所未有地依赖网络，沉溺于虚拟的数字世界，真实的社交逐渐稀缺。所以他提出了“重建附近”，重新理解自己和周边、和社会的关系，从身边一草一木的具体和复杂去理解社会，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大而化之的概念。

比如，每天早上你跟楼电梯里的那些邻居是什么关系？你出门的时候跟那些保安是什么关系？你跟你每天早上经过的早点铺，里面的业主、里面打工的人是什么关系？

重新审视这些关系有什么作用吗？浅白一点理解，或许可以让人们在城市里感受到更多的人情味，让“漂”们找到一些家的感觉。

这场演讲激发了我对“关系”的兴趣，所以想起了《跨越边界的社区》，里面有他对“关系”最初的观察与思考。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项飙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3月

根据项飙在《十三邀》对这本书的自我评价：真的可能是这辈子不能超越的一本书了。不能超越的意思，不是说达到他个人思想深度的天花板，而是指这是一份由20多岁年轻学者花了6年时间、在没有考核和时间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浸泡式研究的成果，这种特殊的研究状态，也许未来再不会有。

互动中的认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区，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外地人陆续来到这里，租住民房，在京经商，久而久之便形成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被称之为“浙江村”。

从城镇化进程视角来看，这类同乡聚居地在其他城市并不罕见，本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口流动研究的鲜活样本，《跨越边界的社区》核心议题，就是讲述“浙江村”是怎么形成的。

“系”的发现和体悟，是在对“浙江村”的观察中达成的，也成为项飙的研究方法与写作手法，即凸显浙江村人的日常行为过程，在类似日记的琐碎记录中，发掘各种细节之间的关系，然后探究“关系”对浙江村的塑造路径。

作为调查者，项飙与“浙江村”之间首先就存在一层“关系”。

生于1970年代的项飙是温州人，调查“浙江村”有同乡之便；他还是北大学生，进到“村”里总会引人侧目。后来，他去浙江乐清县的驻京联络处里帮忙，以文书身份“交朋友”。这些是他与“浙江村”形成互动“关系”的基本背景。

互动中，虽有同乡之便，但社会调查有保持中立的需要，项飙强调自己“是温州人，但不是典型的温州人，至少不是我现在要研究的温州人，我的亲戚中没有和‘浙江村’里的人有来往的”。他说，自己是通过和“浙江村人”的反差来认识他们的，是一种“熟悉，但又不至于熟视无睹”的观察状态。

在并不能“完全融入”状态下如何获取信任？

一方面，他花了6年时间“浸泡”其中。从案例中可以看到，他和被调查者同吃同住，有的一路跟访六年，有的隔两年又回访。

另一方面，他“放松自己”，该表现一点个性的地方，发表一点自己看法的时候，都表现一些，“调查者要了解被调查者，而被调查者对调查者也是有认知能力的。你在对方心中如果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你很难真正清晰、深入地了解对方。”的确是这样，一问一答和真正进入聊天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亲属与生意

更多“系”的表现存在于“浙江村人”的内部。

举个钱的例子。能否随时借到钱，对生意影响很大。有个“浙江村人”准备在新市场里包租柜台，临到交租期限，他向三位朋友分别借了20万、30万和50万，那是1997年。这么大笔钱的借钱过程很顺利，第一天晚上和朋友说，第三天就全拿到手了。

对于一两个月后就要还本付息，这位“浙江村人”也不着急。因为他有很多钱散在其他做生意的朋友那里，这一两个月可以收一些回来；另外他也可以和他的上游说一说，晚点儿结账，老客户偶尔拖一次还是可以的。

“浙江村”里有两个圈，一个亲友圈，一个生意圈。亲友圈的资金流转走的“明流”，生意圈走的是“暗流”。项飙说，“生意人都不太见到钱，但经营却能高效运转。”这种暗流涌动的资金链或者说是债务链，解决了这个群体生产和经营所需要的基本资金。

钱这个例子说明的是亲友圈和生意圈之间的互动，不同关系的组合、互动其实就是“系”，呈现出“链式流动”的形态。同一“流动链”上的成员既在经营上合作，又有生活的互助，形成圈子，成为“浙江村”基本构成单位。

在“浙江村”里，人们倾向于和与自己的亲友有关系的人做生意。所以我们看到，谁的亲戚朋友多，谁的生意就好做，谁就容易成为“大人物”。他并不是在和自己的直接朋友做，而是以亲友为后盾。

这种“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互动过程，是《跨越边界的社区》中各种案例人物活动的基本线索。

大家在温州、浙江老家传统的亲友关系，是“浙江村”最初关系发展的起点。比如1993年，周家大姐夫和二姐夫两家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合作，一起进货、一起加工、一起卖、一起交罚款税费，凡事AA制。1995年，两年以后，就分了家。

中期，“浙江村”的亲友圈中出现了分工，有的包柜台，有的负责加工，通过代销的方式，亲友之间在生意上不再是“帮忙”，而是明确了“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也开始向亲友圈之外的人延伸，出现了生意圈。

再后来，和外部连接更多的新生意来临，强化了生意圈，最重要的是改变了生意圈和亲友圈重叠的面积。

“浙江村”的形成，就是一个旧线（原来的社会关系）织新网（新的经营和社会空间）的过程。项飙认为，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人们是依靠着社会关系在“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浙江村”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正是亲友圈和生意圈之间分离-重叠的互动过程，达成其内聚和开放之统一的基本线索。

“关系丛”

我们过去一讲“关系”，往往把它理解为两个点（行动者）之间的连线，而项飙认为，任何长期、稳定的关系都不能只从关系的两端来理解，它同时包括许多“不在场的参与者”，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行动单位来看。

项飙从“系”进一步得出了“关系丛”的概念。当人在建立某一关系的时候，他是带着大量已有的关系来的。他和现在的一个互动者要建立什么关系，以及怎么去建立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眼前的互动者和自己原来关系网是什么关系。你和我的既有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这才是你我之间关系的实质。

我“以个人名义”请你吃饭、谈条件、称兄道弟，都是对那层关系的落实或者修整。“不看僧面看佛面”，明明面对的是“僧”，却要对不在场的“佛面”负责。

可以说，关系的实质乃是“关系丛”。“系”是针对“浙江村”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关系丛”是在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系可以理解为关系丛的一种。

所以，在人们互动交往的时候，面对的不是对面那个简单的个人，而要意识到还有很多潜在的参与者。

更进一步延伸，这种潜在的参与者有一类比较特殊，不止于家族大、朋友多、生意广、认识生意上的大人物这个层次，而是与权力相关，所谓“有背景”。温州话中，也有“背厚不厚”的说法，“背”即背景。根据书中一些“浙江村人”的总结：“搞企业成功不成功，就看你能不能把没背景搞成有背景。”

透过“关系丛”的逻辑，项飙对时间也有了新的解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类今昔对比总是让人发出对历史的感慨，但“历史是关系的空间格局来回变化的过程”，而“我们是以关系之间的变化，尤其关系的极端的逆转来理解社会和人生的变迁的，而时间本身不是一个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