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生态”尚处初级阶段 朱克力：应发挥数字科技力量作为“战略母产业”的积极作用

“好企业”的标准，正在被重新定义。公司要盈利，但公司的使命不能止于赢利。

8月29日，阿里巴巴集团（以下简称“阿里”）发布《2022阿里巴巴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以下简称“ESG报告”）。

阿里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其中表示，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的缩写，“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应对一系列全球性风险和挑战的行动框架，也越来越成为全球范围内衡量一家好公司的重要标准。”

相应的，张勇还给出了阿里今后的行动方向。他认为，作为数字化平台公司，平台上活跃着超过13亿的消费者以及上千万商家和合作伙伴，“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创新和商业的合作伙伴，也是我们探索和实践ESG的同路人。”

如何与这些“同路人”建设一个绿色、可持续的新商业生态，共同创造商业之上的价值，这也是ESG的全新课题。“参与者生态”开始被阿里着重提及。

9月22日，在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22中国平台经济ESG趋势与实践研讨会上，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朱克力回顾了“参与者生态”的诞生过程，并表示，“参与者生态”是数字化发展中，各参与方共建共治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但目前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从认知到实践都存在多方面的挑战。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朱克力博士

“在此过程中，尤其应更大程度发挥数字科技力量作为‘战略母产业’的积极作用，促进制度和技术的有效协同。”朱克力提议称。

他还表示，数字经济是手段，绿色发展是目的，不能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关键是咬定青山、锚定绿色，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引导数字经济始终行驶在绿色发展的轨道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主引擎。

从“所有者主导型经济”转向“参与者生态型经济”

“从CSR到ESG，在上千年的商业史和经济史上无疑是新事物。”研讨会上，朱克力回顾了“参与者生态”理念的诞生背景。

在“参与者生态”理念出现之前，商业还是典型的所有者经济，所有者也就是股东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朱克力表示，商业底座脱胎于传统工业社会，社会治理结构主要承袭于19世纪，在社会治理结构中，包括由居民、个人和企业组成的私人领域，和基本由政府处理相关事务的公共领域，二者泾渭分明。

然而，随着公共领域的问题越发复杂，进入现代社会后，处理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越来越高的成本。进入20世纪后，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解决了不少公共领域的问题。

局限性依然存在。所以，营利性的企业也开始做起了公益，通过倡导“商业向善”（business for good），千千万万商业性的企业站起来承担社会责任，向善的力量扩大了千百倍。

朱克力提到，由营利性企业做公益的做法，是上世纪90年代在英国等地开始出现的，一开始并没有取得社会共识。因为当时公司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不少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即所谓“内部人”，他们脱离了股东“控制”，进而追求自身利益。

所以，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公司治理革命”，要点就是解决内部人控制失控的问题，强化所有者也就是股东对公司的最终控制。

转折点发生在1995年，美国经济学家玛格丽特·布莱尔（Margaret M.Blair）指出，强调所有者对于公司的监督与控制是不够的。她提出，承担公司风险的不只是股东（stockholders），还有包括员工、社区的居民、供应商、销售商等其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所以，公司不但要对股东负责，还应该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乃至整个社会负责。

“可以说，这是促使基于传统工业时代的所有者主导型经济发生转变的一次重要倡导。”朱克力认为，在ESG实践中，平台经济提出要构建“参与者生态”，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经济”更为积极的一种表达，“因为这里强调的是“生态”，所以可以称之为从‘所有者主导型经济’迈向‘参与者生态型经济’的动员和实践。”

成为“有数企业”的生态构建者

那么，怎么去构建一个“参与者生态”呢？数字平台又应该如何进行有效探索？

对此，朱克力表示，内外环境对数字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建议，数字平台要成为“有数企业”的生态构建者。

他解释称，面向数字时代，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和创新力量，应当主动融入或积极助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及绿色发展为特征的数字经济浪潮，对于政策要求、社会诉求、市场需求、企业边界、内外风险等“企之大者”心中有数。

他还表示，各类市场主体应争相成为“有数企业”生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市场和政府的理想状态是，“有数企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引导和支持下健康发展并持续进化。

朱克力认为，构建“参与者生态”，是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过程的微观表达。

他表示，在“有效市场”层面，重在激发平台企业和参与者生态中不同市场主体的活力；在“有为政府”层面，需要加强现代治理制度建设。“有数企业”则要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可围绕产业链，在政策引领下进行机制建设、平台打造，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

“一方面，鼓励引导龙头企业，对中小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开放技术、市场、标准、人才等创新资源；另一方面，引导大企业通过生态构建、基地培育、内部孵化、赋能带动、数据联通等方式，打造一批大中小企业共享创新的典型融通模式。”他提出建议表示。

朱克力认为，数字化是一种关键手段，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带来产业端效率的提升，“自动化的方式管理可以实时地优化生产和经营，与投入大量资本进行技术改造的方式相比，这种效率提升将带来成本的显著降低，以及温室气体的减排。”

此外，数字化也可能会带来新的合作模式。平台的合作主要是借助数字化技术优势，用电设备转换为储能设施，增加能源消耗的灵活度。这包括虚拟电厂在工业领域的探索，在产业园区里打造智慧化微电网，与电网形成交互，灵活根据负荷承载量调节电的使用。这主要是出于应对可再生能源带来的不稳定性的考虑，也是迎接未来可再生能源比例大幅提升的积极的科学应对。

不过，他也提到，数字化技术一方面可以为碳排放提供可测算、可规划的量化参数标准，为碳中和技术应用推广做好预判，有效减少很多领域不必要的碳排放，但另一方面，数据中心等数字化新基建也带来巨大的电力和算力能耗，又成了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对于这把“双刃剑”，要在认知上厘清。

发挥数字科技力量作为“战略母产业”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参与者生态”的效应不至于数字平台。其他行业也提出了“价值链减排”“整体零排放”等理念和模式，与阿里所贯彻的“参与者生态”有异曲同工之处。

朱克力提到，一汽将所有整车及零部件企业进行“双碳”治理技术推广，逐步完善绿色低碳制造标准体系建设。一汽旗下的蔚山工厂、长青工厂、繁荣工厂、动力总成工厂、新能源动力总成工厂等，将统一建设碳排放数智化管控系统，同一平台同一标准，支撑制造过程碳排放管控的数据需求。

此外，百胜中国也提出，未来基于技术发展和试点经验积累，将持续评估在运营场所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如逐步在合适且具备条件的餐厅、物流中心及办公楼宇开展屋顶光伏的部署。

虽说多个行业都在向”参与者生态”及其相似的理念迈进，朱克力还是提到，参与者生态目前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从认知到实践都存在多方面的挑战。

他认为，在此过程中，尤其应更大程度发挥数字科技力量作为“战略母产业”的积极作用，促进制度和技术的有效协同。

所谓战略母产业，是指以数字产业为基础，对第一二三产业以及经济发展各领域具有第一生产力意义，具有科技赋能、产业基石、经济底座、基础设施等意义上的创新驱动作用，能够从创新与效率、发展与变革角度，持续催化新科技、孕育新业态、缔造新格局的母科技产业集群。

在此大方向下，朱克力建议，在政策层面为“新IT”数字科技力量明确定位，强化其产业功能，赋予其战略使命，使之提升为数字时代的“战略母产业”，成为构筑经济增长新动能和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支撑。

为此，他认为，首先要鼓励发展互利共赢的数字生态，遵循科技向善、共享创新等平台经济理念，政府对平台的监管应走向常态化、法治化。

其次要提升数字生态的赋能力和创新力，建立基于平台生态实现技术创新的机制，发展关键核心技术。

同时，也要完善数字生态价值贡献的评价体系，尤其要辩证看待数实融合过程中的竞争与创新关系。

“数字生态作为‘战略母产业’，应充分发挥其在基础设施、服务供给、创新能力、社会福利、可持续发展方面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朱克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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