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喆：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发展

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从去年宏观政策的“精准有效”到“稳健有效”，该如何理解这一变化？相对去年有哪些新提法？《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就此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万喆进行了专访。

明年经济政策或更宽松

NBD：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相对于去年提出的“精准有效实施宏观政策”，从“精准有效”到“稳健有效”，您如何理解这一变化？

万喆：从精准有效到稳健有效，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过去讲精准有效时，应该说整个宏观的形势和韧性都更好一些。现在讲稳健有效，意味着明年的经济工作要在相对更加宽松一点的货币和财政环境下进行。

去年讲精准有效，尤其疫情发生一年以来，中国防控疫情比较得力，整体来说我们一方面出口比较好，一方面国内制造业还是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运行。我国经济韧性比较强，在全球来说也是一枝独秀的。

但2020年到2021年，全球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经济体货币放水，导致全球的通货膨胀率不断升高，中国虽然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直都比较克制，但也会受到全球性输入通胀的影响，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给企业带来一定压力的同时，也给整体的宏观政策带来了压力。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出口仍处在高位，但总体而言由于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反复，给全球的供应链带来很大影响，国内疫情的反复也给服务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冲击。

当前市场上比如从社会零售消费来看，恢复相对比较缓慢，要低于疫情前中期的预期，从今年整体情况来看，我们还是比较稳的，但内外部的压力都在增大。

所以过去讲精准有效的时候，实际上针对的是我们整体经济韧性好，因此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的空间是非常宽容的，只需要比较克制、定点地进行一些精准有效的投放就可以。

现在在全球货币放水的大背景下，未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能要走中性偏宽松的路子，但是这个宽松的空间我们绝对是在前面已经留下了的，所以我们并不说它是“宽松”，而是叫稳健有效。

强化风险化解非常务实

NBD：会议提出，要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相对于去年而言，除了继续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强化对“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是新提法，对此，您认为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万喆：这其实是非常务实的一个考虑。去年提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主要是由于很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疫情中遇到很大困难，它们一方面抗风险能力比较差，另一方面在实际当中得到的支持力度相对也比较有限。无论是“六保”还是“六稳”，首要都是就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实际上是带动就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提出来要强化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到了今年这种形势应该还会继续，因为它们面临的一些困难仍然存在。

而对于制造业来说，去年从上半年延续到下半年，因为全球供应链断裂和生产订单的转移，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上有一波非常好的行情。但全球疫情当中供应链断裂实际上造成了订单有一些淤积，而到今年又出现了部分海外订单取消的情况，这给制造业企业今年的发展造成了一些困扰。另外“能耗双控”对制造业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所以制造业在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下，怎样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如何对制造业进行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切中了今年的痛点。

另外一个痛点是风险化解。比如说恒大以及其他一些房地产企业，包括我们看到有少量金融机构在前些年因为加杠杆扩张比较厉害，形成了一定的资产泡沫，虽然它们不会造成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已经造成了一些小的风险点产生。

在这种状况下，要谨防局部风险爆雷等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冲击，要正确引导市场预期，避免市场心理过于恐慌。

所以我认为制造业和风险化解是在今年出现的两个新的风险点，所以这个提法是非常务实的，应该说是切中了今年经济的痛点和难点。

NBD：会议提出，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对于“适度超前”您如何理解？

万喆：适度超前意味着财政政策明年也要进行适度的宽松，过去基础设施建设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增长起了很重要的拉动作用。

现在一些地方由于疫情原因，还存在着一定的运转困境。尤其是一些以旅游业、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疫情对它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讲适度超前，也就是说既要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又要做好风险控制。这也是会议所强调的，要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关后门”“开前门”。比如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要理清，政企要分开；同时，地方上的财政收支预算等都应该更公开透明。

另外，地方上需要基础设施投资但又不能过分依赖，还是要更好地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中小企业，进而创造财政收入的“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