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崖式下降”的生育率,安徽除了延长产假还能做什么?

    每日经济新闻 2021-10-08 16:20

    不止是安徽,多地都面临着“被抚养的在增多,能干活的在减少”的紧迫现状。在优化人口结构的大环境下,将对生育政策的着陆提出更具现实的考验。

    每经记者 吴林静    每经实习记者 刘雅玲    每经编辑 杨欢

    图片来源:摄图网

    日前,《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在其修订的条例中,变化集中在延长婚假、产假、护理假,并新增了育儿假,与其他省市出台的新政策并无过多亮点。

    然而引发关注的却是安徽“断崖式下降”的生育率现状,《意见稿》中指出,该省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据安徽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2017年至2021年全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安徽急于提升生育率的背后,反映出其人口结构变化的严峻形势。

    其实不止是安徽,多地都面临着“被抚养的在增多,能干活的在减少”的紧迫现状。在优化人口结构的大环境下,将对生育政策的着陆提出更具现实的考验。

    育龄妇女9年减少253万

    安徽生育率究竟严峻到了什么程度呢?

    根据2020年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我省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报告(下称《挑战报告》),“三最”指标就已透露出安徽人口变化的严峻性。

    该报告显示,2019年安徽全省出生人口为76.3万人,比2018年减少1.8万人,为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人口出生率为12.03‰,居全国第11位、中部第2位,比2018年下降0.38个千分点,为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全省自然增长人口为38.0万人,比2018年减少2.6万人,为1980年以来自然增长人口最少的年份。

    这份报告还指出,一方面是育龄妇女总数的减少,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是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的直接因素。具体数据显示,2019年,全省15-49岁育龄妇女1449.7万人,比2018年减少39.5万人,比2010年减少253.1万人;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355.8万人,比2018年减少36万人,比2010年减少88.2万人。育龄妇女总数的减少,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直接导致出生人口减少。

    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生育意愿低迷。其中,2019年,全省符合生育政策的女性中,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占55.6%,比2018年提高1.7个百分点。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77个,低于2.1个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意愿持续低迷。

    吸引跨省流出劳动力回流

    育龄人口的缩减,与安徽劳动力外流的形势紧密相关。

    安徽省统计局在解读七普数据时指出,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16-59岁人口为3708.7万人,占60.77%,比第六次人口普查人数减少196.0万人,比重下降4.85个百分点。

    有研究显示,统计安徽人口流出的去向,约3/4(750万人左右)流向了江浙沪等周边“强邻”。

    安徽省历年跨省人口流动情况 图片来源:安徽省统计局《我省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

    对劳动力输出大省来说,会明显加剧老龄化、生育率下降等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盈华表示,“从人口政策角度讲,除了对生育、养育等方面的关注外,更要考虑劳动力回流的问题。”

    早前,安徽方面其实也意识到了劳动力流失问题的严重性。

    《挑战报告》给出的建议中,提高劳动力参与率被放在首位,其中提到,劳动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退的时间。“我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当前应改善就业创业的政策环境,吸引我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同时全面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

    另一份文件也同样指向了劳动力的应对措施。《安徽省人口发展“十三五”规划》曾明确提出,支持合肥都市圈扩容升级和一体化发展,吸引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聚集,促进跨省流出劳动力回流。

    近年来,安徽在人才招引方面,先后制定实施了“安徽人才30条”“科学中心人才工作10条”,以及“江淮英才计划”等人才发展战略。

    人才政策正是改善劳动力结构的直接举措。对此,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学义评价,“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加强对中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将人引过来后,再解决一些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才能调动他们的生育意愿。”

    统筹全社会力量 扭转生育意愿

    近期以来,除了安徽,吉林、四川、贵州等多地都纷纷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王学义表示,各地的举措,除了对接国家相关政策外,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优化人口结构,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但王学义认为,政策实施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他指出,很多地方修订的政策条例,都属于原则性的范畴,要扭转低生育意愿的局面,是需要统筹全社会力量的系统工程。

    “关键在于生育理念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化”,他对记者进一步分析称,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背景下,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人们对自我管理、生活质量上有了更高的追求,生育观念发生了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即使在高福利、基础配套完善的情况下,依然难以提高生育率的原因。

    一个共识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在于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王学义对此提出了他的两点看法。

    从国家层面,需要完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王学义认为,提高整体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缩小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才能够最终破除不愿生、不敢生的社会成本问题。

    从地方层面,则首先需要全面梳理教育部、人事部、卫健委等各部门出台的各项政策,再探索因地制宜的配套政策。如何实现精准对接?王学义进一步指出,可以从适当引导教育领域市场价格、建立以家庭福利为中心的保障体系、统筹一老一小问题等方面入手,将国家政策统筹起来,从而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

    图片来源:摄图网

    记者还注意到,新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中,不少修订条例延长了30天至90天不等的生育奖励假,但这却让女职工喜忧参半。延长产假的初衷,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陪伴和养育,但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最直接的结果是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或将面临更困难的局面。

    一位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产假延长确实会带来一些实际问题,如产假期间,工作由谁来填补空缺?也存在有女职员利用企业福利,生完孩子立即辞职,企业损失又如何弥补?

    王学义认为,在鼓励生育政策的同时,确实会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源布局。“加强企业与政府间的联动也是有必要的,如政府可以减免企业所承担的员工生育成本方面的相关税收。”

    对此,张盈华则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这是劳动力权益保护的问题,女性就业方面,企业会有一些考虑,“但从总体的就业结构上来说,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需要适应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鉴于目前存在补贴边界不清晰,造成公共资金浪费的情况,她暂不建议政府出台倾斜性的补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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