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宏民：打造更多城市级平台，以交叉赋能促进区域合作

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宏民 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今日（4月20日），长三角创投资本论坛——助力嘉兴“上市100专项行动计划”专场在嘉兴举行。

根据此前嘉兴发布的《企业“上市100”专项行动方案》，到2025年，嘉兴将力争全市上市公司总数超过100家，总市值超过1万亿元。数据显示，到今年初，嘉兴已有境内外上市公司66家，总市值6444.93亿元。这意味着，5年内嘉兴将实现上市公司总数和总市值的“双倍增”。

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宏民分析，嘉兴做强上市公司，需要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三重效应：一是推动当地行业聚集、提升行业显示度，发挥聚集效应；二是较为规范、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能够对当地企业在研发、管理、组织等层面带来示范效应；三是将通过发挥平台效应，对行业内的其他企业赋能，并带动地方产业生态的形成。

与不少沿海省份的地级市类似，嘉兴正处在一个发展的“临界点”上——过去的制造业积累为当地带来一定的发展基础，但要进一步突破自我、实现“质变”，还需在优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强“长板”。陈宏民所提及的平台经济思维，能够大规模整合资源、聚集要素，恰为这类城市带来破题之钥。

但在愈加激烈的城市竞争面前，如何推动城市在平台经济思维下互相合作、甚至融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陈宏民反复强调城市应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并参考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模式和衡量机制。对于期望在2025年实现GDP翻番、迈向万亿级的嘉兴，这一点尤为重要。

建一个怎样的平台？

一个趋势是，平台经济正成为城市竞争的新“擂台”。

以嘉兴为例。在上个月发布的嘉兴“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具体措施，详细就“推动产业平台整合提升”进行了细致安排。在其产业平台体系的布局中，“省高能级战略平台为引领、国家级和省级各类开发区（园区）为支撑、‘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和高能级产业生态园为重点、特色小镇和特殊功能区为补充”。

原因很好理解。据陈宏民分析，从微观上看，城市引进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企业“龙头”，在提升数量、市值等数字之外，更关键在于发挥其平台效应，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从宏观上看，不同城市禀赋各不相同，也不可能打造“全产业链”——比如，在生物医药产业上，上海就不适合发展需要大面积土地建厂、且对环境存在污染的原料药环节。从这个意义上，城市需要通过平台来弥补短板，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

在“平台经济”思维下，如何拿捏“度”的问题，成为城市面临的新挑战。

陈宏民解释，虽然“强调各个城市多搭建一些平台”，但如果每个城市均搭建同质化的平台，就会形成‘诸侯经济’，城市间出现行政壁垒，走向各自分割、更加封闭的局面。在以往竞争机制不奏效的情况下，要让平台更有效发挥作用，需要构建一套全新的逻辑来衡量平台的效益。

在采访中，陈宏民提到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平台聚集资源的能力，二是不同城市平台之间错位和互补性。

他以互联网平台公司类比。“比如对于淘宝、京东，衡量指标不是销售额、利润，不是看他眼下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他的GMV，看它资源整合的力量有多大。”在他看来，城市搭建平台，一方面要找到地方与地方之间互惠互利的契合点，另一方面更需要改变衡量机制，对平台盈利更加宽容，避免平台与入驻“用户”之间出现“抢利润”的情况。

而对于类似嘉兴体量的城市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能力下，搭建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平台？

“不少城市有一种倾向，老想我做平台，整合你的资源，但这并不现实，因为平台要有一定规模。在此情形下，大家就要错位发展，比如说，上海搭平台的时候，可能上海周边的有些城市就要甘愿‘被整合’，就像做不了天猫，也可以到天猫上去开店，之后店主和平台都能赚钱。”陈宏民指出。

但嘉兴等城市也并非无计可施。在陈宏民看来，上海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在上海不搭平台的领域，嘉兴就可以搭平台，并实现城市间的交叉赋能。而对于嘉兴而言，更需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下，与其他城市达成协调，彼此错位发展、实现互利，探索一种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如何更有效搭建平台？

回顾城市以往的发展历程，平台经济思维早已被用于组织城市产业经济发展当中。其中，最常见的是“开发区”模式——“‘七通一平’弄好，统一的政策标准厂房建起来，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好，这也是平台的一种，因为它有人才的优势，资源的优势，信息的优势。”陈宏民说。

但如今看来，在城市“跑马圈地”下，不少“开发区”并未真正发挥出聚集经济和产业的作用。一份针对西部国家级新区的调研报告指出，大数据、先进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普遍被作为主导产业，但到去年，仍存在产业关联度不高、上下游产业链不齐、带动能力弱等问题。

“平台经济”时代，如何避免城市重走 “弯路”？

陈宏民认为，过去的“开发区”，囿于有限的土地条件，扩张能力不足，愿意进驻的企业也较为受限。如今，它们可以进一步从线下走到线上，在原有实体发展模式基础上，增加信息和资源的交易与支付等功能，将大大拓宽传统“开发区”模式的边界，释放更多经济发展势能。

他特别提到上海正在搭建的互联网医院平台。据他介绍，对于疫情后本地各大医院打造的互联网医院APP，上海进行了统一的梳理整合，打造了一个公共平台。在他看来，一种理想的平台是，通过统一入口、统一挂号之后，用户能够如电商平台一般进入每家医院各自的“店铺”进行再选择，能够在易于操作的情况下保证医疗资源的公平性。

这也是平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一种状态。

而借鉴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运营模式，还能进一步推动“开发区”的转型升级。

“现在政府不管不行，因为资源和政策在政府手里，但政府管得多也不行，毕竟政府机构在运行上仍然会有一些效率损失。”陈宏民指出，一种思路是推动“管办民营”的管理模式。

他举例指出，城市在发展养老产业时，就可以由政府主导建立一个官方平台。“这个平台既要有像‘大众点评’的功能，消费者的各类点评信息都能够在此集纳；又要有类似‘证交所’或‘证监会’的功能，拥有官方背书的信息，既能抑制网络水军等破坏市场规则的行为，又能规定机构信息披露机制。”

换句话说，新型平台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发挥政府的权威性和中立性，又要体现市场的效率，二者的融合有赖于城市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