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上海，如何“看”成都？

就这一个月，上海的门槛快被踏破了。

青岛、河南、苏州等地的党政代表团相继来到黄浦江畔，各谋其事，各取所需。

近期，成都主要领导也率队赴上海考察，访G60科创走廊，看张江科技园，还专门邀请十位专家学者召开了一场3个小时的座谈会，就成都“十四五”发展、2035远景目标以及2050发展战略把脉、问诊。

之所以选择上海，成都提出，这是登高望远，站全球之高、看时代之远。

一来，从内陆省域中心城市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快速发展，成都站在了新的发展平台，其发展战略和方向目标需要新的指引。上海处于国内乃至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梯队，以其为标杆，成都希望找到冲刺世界城市的方向。

其次，作为世界先进城市的代表之一，上海走过的路、前进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是后发城市可以吸收借鉴的方面。所谓“有备无患”，以前车之鉴，渡后辈一条更加科学、合理、理性的发展之路。

其三，除了榜样的力量，还有区域合作的潜力。“君住长江尾，我住长江头”，这并非阐述两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代表两大经济区域的核心。当先进城市遇上新兴城市，当向东的开放城市携手向西向南的内陆门户，两座城市间优势互补、区域合作，有迹可循。

由此，再看成都这趟上海之行，就能明白为什么此前已经召开了青年干部企业座谈会、专家学者座谈会、企业家和行业协会座谈会以及网络献策活动之后，还要跨越2000公里进行考察访问、深度座谈。

“站在上海，看成都”，这座内陆城市试图以更新、更高的视角，寻找自我发展路径。

定位

“由中国整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空间尺度所决定”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从全球视野阐述了成都未来能级跃升的可能方向。

他提到，全球城市、世界城市，不是看一个城市规模有多大、人口有多少，而是它是否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不同于一般节点城市，全球城市就在于它具有全球资源配置核心功能。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不断东移，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球城市网络将出现新的体系，“节点”个数有增有减，每个“节点”的重要性也会有升有降。

这个过程中，“区域性、专业性的节点城市会出现”，构成了未来全球城市的新特质。再加上陆权、空权的地位提升，交通方式变革带来城市区位的重大变化，内陆腹地转为开放前沿，是成都希望晋升全球城市要把握的重要机遇。

与会专家的言语之间，大多以“内陆城市”为成都定位，也点明了成都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扮演“第四极”的发展格局。

而“第四极”的崛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由中国整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空间尺度所决定的”，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的观点。

他认为，若非背靠国内、中西部这样的人口规模和丰富的资源，内陆地区也不会催生对于“经济第四极”或是“区域性中心”的强烈需求。“形成‘第四极’来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引领作用，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出的重要背景”。

简言之，内陆地区需要一个强大的“节点”来带动和引领，成都也需要内陆地区资源要素的全力支持。

如此重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道根提出，成都的“十四五”规划编制需要在城市功能上想清楚，是集聚为主还是辐射为主，要集聚什么又辐射什么？“聚集的城市和起带动作用的城市，它自身和周边地区的发展格局是不一样的。”

路径

在全球网络连接中实现全球资源要素配置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内陆地区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大循环节点。在与会专家眼中，内需是成都发展的破题点。

周振华认为，新发展格局当中，拉动内需是战略基点，而激活内陆地区的潜在需求将成为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基础。

刺激内需，关键在于内陆地区的潜在需求能不能拉起来？成都又能不能充当激活区域需求潜能的重要释放口？成都是不是应该成为市场增强的助推器？在新发展格局当中，周振华认为，成都可以有所作为，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市场中心，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流量连接”。

城市兴衰是循环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城市的产业。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与保障，只有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才能在全球网络连接中实现全球资源要素配置。

在专家的建议中，成都应当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且要注重平台的构建、网络的连接、枢纽的建设，从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实力增强，高密度的投入与产出循环，高能量的功能服务辐射。

周振华等多位专家特别建议，成都可以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金融服务为核心，商务服务为主导，新兴服务贸易为保证，物流服务为基础，“目标是扩大服务半径，而且服务半径绝对不能停留在成都市域也不能停留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避坑

“外部环境越变化，老百姓的事越是天大的事”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如今，成都人口占四川省的总数比例超过1/5，GDP总量占四川超过1/3。在成都的规划里，到2035年常住人口还将增长到2300万。

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足够大，城市的安全性和民生的提升是专家们一再提及的要点。

张道根提到，“十四五”期间，成都一定要把安全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包括生产安全、运营安全、生态安全、环保安全，西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脆弱，成都又是“公园城市”首提地，生态环境应当被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可以说这些是城市的命，一旦走歪了那不得了。”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不断向成都聚集，又涉及到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城市活力的激发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人们对生活的城市有了期许，而人的流向又决定着城市的去向。外部环境越变化，老百姓的事越是天大的事，专家们提到，“十四五”期间就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提到了上海两个阶段的发展模式。

过去30年，浦东新区是开发区发展模式，招商引资、扩大用地，引进企业和劳动力，至于生活配套，那是后面才考虑的事情。“所以看看陆家嘴，一开始全是写字楼，休闲居住都不方便。只有白天的陆家嘴，没有晚上的陆家嘴。后来才开始拼命‘补课’，建生活配套。”

诸大建提到，这种开发区模式，在其他地方也会表现为新区模式、新城模式，是people follow business，以引进拉动GDP的企业为主。后来，上海从临港片区开发开始，包括虹桥片区、张江片区的开发，才出现了“真正的城市发展模式”，即business follow people。

地区要发展高端产业、引进高端企业，关注到中间的变量——人才，只有把区域生活品质发展好，把人才吸引过来、稳住，才能吸引企业落地、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人才跟着城市品质走。”这是上海发展过程中“趟过的坑”，希望后发的城市引以为戒。

在大基建、新基建之外，诸大建还提到“微基建”，即最后一公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也是体现城市品质的重要环节。

比如，现在新修的楼盘，数字化停车场、充电桩都是缺失的，“十多之后，这些又变成一笔城市欠账，每一次的‘微基建’跟不上，最后就演变成下一次城市更新的问题。”全面提升生活品质，城市才能成为吸引人才的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