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城市的胜利》作者爱德华·格莱泽：疫后城市走向何方？

在2010年出版的《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曾提出著名论断：“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10年后的今天，在格莱泽眼中因“接近性、人口密度和亲近性”而繁荣的城市，却因同样的原因面临发展危机：一方面，突如其来的疫情之下，高密度城市变成病毒蔓延的“温床”；另一方面，以5G为代表的新通讯技术则预示了一个更加分散的世界——人与人的连接可能不再需要靠地理空间完成，而是由“大智云物”等新技术所构建的虚拟世界。

城市将走向何方？

11月16日，在成都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格莱泽再次向城叔重申了过去10年被城市实践所印证的观点：

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们都需要更加接近彼此。而在知识经济愈加重要的今天，生产力的提升、创新的迭代，在人、产业、创意聚集的城市将更可能发生。

“但一种可能性是，能提供更好城市舒适物、更宜居的城市将受益于此。”格莱泽说，在高密度城市中发展起来的科技型企业将在中等城市寻找下一个落脚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他过去推崇“高密度”观点的一种修正。

如格莱泽所言，“城市依然将创造奇迹。”但无疑，更多新的“入局者”将有望重塑城市的“胜利”。

爱德华·格莱泽 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远距离办公会改变城市发展逻辑吗？

20世纪中期，一座由智慧聚集创造的城市在美国西海岸崭露头角。

当时，新打造的斯坦福大学高科技工业园在全球招揽人才，威廉·肖克利在一片美好的发展蓝图下带来了他的半导体实验室。在最初的几年里，肖克利如其他硅谷“拓荒牛”一样，遍访美国各所大学校园，充当了城市“招才官”的角色。

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对此有详细描写：由于管理能力的不足，他招揽来的人才不少都最终自立门户，并形成硅谷的雏形。其中最出名的是“叛逆八人组”，离开肖克利后，分别成为英特尔公司、克莱纳·珀金斯风投公司的创始人，而他们共同创办的仙童半导体公司，还与后来苹果、eBay等公司的成立相关。

在格莱泽看来，正是硅谷的集中化，为复杂科技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在交错的联络网中，硅谷的创新得以最大限度得到发挥，并成为后续城市的学习对象。

如今，科技正在进入新一轮爆发期，重温硅谷故事，还能带来另一层思考：即便在这座以互联网公司闻名的城市，距离的价值仍难以被技术变革所改写。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提出‘第三次浪潮’，认为科技的发展将让人们更加分散地工作和生活。”格莱泽说，“然而，那之后的40年中，我们反而见证了城市在尺寸和密度上的爆发性增长，而谷歌、脸书仍然需要不断修建新的大楼，让更多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工作。”

疫情提供了一个验证城市重要性的切口。

格莱泽观察欧美几个国家居家办公的趋势发现，在疫情初期，不同国家办公的流动性都有了明显下降，但转折发生得十分迅速——3月中旬下降后仅一个月不到，不同国家的办公流动性均开始缓慢回升。

Arilla与Daboin等人的另一项研究更为直观。疫情后，远距离工作数量在一个月后发生明显下降，而非远距离工作的数量则在短暂下降后立即回到最初水平。

“我想，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都是社会动物，在一个社交环境中，我们的能力能够更有效的发挥。”格莱泽指出。

对接近性的需求与新一轮科技进步之间，还可能存在一种同时增长的关系。

在新科技形成的更加复杂的社会中，人们的创意和观念也更加复杂，同时更容易在交流中被误解。“在离心技术带来低密度城市生活后，信息流动的水平更加决定了城市的价值。”格莱泽说，“虽然也有学者指出，一些行业的工作或许更适合个人完成，但我仍然认为，交流的意义无可取代。”

商业更重要，城市更“有趣”

那么，疫情是否会对城市发展带来改变？答案是肯定的。

在疫情将快速结束的假设下，爱德华·格莱泽列出了五个城市可能被改变的方面：

在富裕的城市中，房价下降的速度可能会比房市萧条的速度更快；商业空间将比居住空间更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城市将继续实现不同代际之间的转换，并由此一些重要的工作将被移至家中或更低密度的区域；国际旅游受到一段时间的遏制；消费城市的重要性将大大增加。

关于消费城市，格莱泽曾有一套理论。

“人们越来越愿意根据生活质量来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技术人才来到富有吸引力的地方，又带来了新的思想，从而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他指出，“聪明而富有创业精神的人才是一座城市经济实力的最终来源，随着这些人变得更加富有，他们往往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

换句话说，成功的城市往往能够提供更加有竞争力的消费场所。

电视剧《欲望城市》曾给出一组数据：大城市里的家庭用于鞋类的支出要比城市以外的家庭高出25%，因为这里的人口往往喜欢展示富有吸引力的外表。

在经济衰退时期，“消费城市”特质甚至有可能成为城市抵御下行压力难能可贵的资源。

1998～2007年期间，在面临经济下滑危机的纽约，曼哈顿服装和饰品店就业人口反而增长了50%以上。大型百货商场的规模在网店威胁下仍然有所扩大，纽约富人对于环境消费的需求成为帮助商场度过“寒冬”的重要力量。

格莱泽秉持的一种观点是：越是在发展出现负面因素的时期，城市越不应该放弃对舒适物的供给。否则，城市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对高品质生活需求较高的人才将逃离城市，这不仅导致对城市复兴至关重要的技术人才的流失；同时，由于失去人才对城市的投资，还将让政府更加疲于应对缺乏安全性和保障的城市环境。

基于此，在疫情影响下，城市更有时间、也更应该重新思考，如何能够更加宜居、更人性化、更和谐，并积蓄进一步发展的能量。

“城市倾向于通过修建新的舒适物来提升宜居度。我并不反对，但重点是要符合城市的需求，因为城市很容易在基建上投入太多。”格莱泽认为，其中一个衡量标准是，城市是否能够更加“有趣”，更有吸引力。

与不少城市追求的纪念碑相比，私营部门的活力更能为城市增色。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总能让人对一座城市流连忘返，“这不是靠政府规划餐饮区域、自上而下开办餐厅所能实现的。相反，城市应该更多地为自下而上的各类经济体创造鼓励与支持的发展环境。”格莱泽指出。

城市追求“以人为本”不应“自以为是”

但与经济指标的提升相比，宜居性的提升显然更难衡量。

格莱泽提到，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常常与城市的初衷背道而驰。在同一座城市的新区和老区，对比格外明显：在老区的街道上，人们会散步、运动、嬉戏甚至开展音乐表演，鲜活的城市生活显现出街道设计的合理性和可用性；但在新区，巨大的塔楼和建筑群落摄人心魄，但他们彼此隔绝，失去活力。

而广泛被认为是用于改善城市环境的绿地，同样可能变得“面目可憎”。“在北京、在华盛顿DC，就如同世界上大部分政治中心，绿地成为了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分割线。精心设计的城市结构只需要人们在闲逛的时候为天际线而感叹，但却并没有为他们留下无缝衔接的步行区域。”格莱泽举例说。

或许初衷是让市民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但最终却变成了更难亲近的水泥森林——城市“我为了你好”式的“以人为本”，却恰恰失去了人的参与。

在《城市的胜利》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20世纪70年代，已经沦为铁锈城市的底特律为了留住“红翼”冰球队，耗资5700万美元新建了一座体育馆；十年后，其再度花费超过2亿美元开通了一个单轨旅客捷运系统。意在提升城市生活水平的基础设施，最终换来的是荒谬的城市景观：轻轨开过的街道空空荡荡，只有很少的汽车通过。

底特律的错误政策并非“心血来潮”。在前期规划中，政府对乘客数量的预期十分乐观，但事实上，乘客数量只达到预期的一小部分。

“以人为本”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停留在规划上的数字。让人真正参与到“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中，城市可能还需要有更全面的政策设计。

格莱泽提到城市修建高速公路的例子。在一些率先使用新科技的城市中，高速公路被用于提升道路的使用效率。但效果却可能恰恰相反——高速公路只促进了汽车数量的增长，并没有真正让这些车辆走上高速。而他认为，新加坡的ERP道路计费系统做到了根本性的改变，“通过罚款、收费，让高速真正提升效率，那么，设计才有意义”。

无论如何，对于眼下的中国城市来说，改变已势在必行。

“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提升城镇化率的同时，中国城市更需要设法进一步释放城镇化所带来的红利。”他说，“没有一种繁荣不是通过城市的街道打通，中国的城镇化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和进一步成功的保障。我相信，这一进程也将继续。”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