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总裁何静：希望以后把在中国的研发成果带到海外去

第三届进博会于11月10日闭幕。此次进博会期间，英国药企阿斯利康可谓收获颇丰：两日签约交易额已近90亿元、阿斯利康位于上海的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正式揭牌，阿斯利康还宣布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全国22家医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备忘录。 

关于这个研发中心的意义，阿斯利康表示在于“未来将从开展中国确证性研究支持新药上市工作向更早期研发扩展”。而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虽然与22家医院签约，但目前尚无具体项目敲定，阿斯利康期待的是能从长远促进新药临床研究和一些可能的转换。 

相比以往，跨国药企越来越强调新药上市和本土创新，这其实是国内整个医疗生态转向的一个缩影。 

“以前我们是‘global for China’，以后希望能把在中国的研发成果带到海外去。”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阿斯利康全球肿瘤研发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总裁何静博士表示，目前虽然有在一些PD-1/PD-L1热门靶点上研发扎堆的态势，但对近年来国内药政部门、药物研发的整体环境，她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她相信，未来5到10年，国内的新药研发路径会从“me too”到“first in class”。 

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总裁何静。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跟医院签约 进一步促进临床研究和一些可能的转化 

NBD：今年进博会上，对于研发部门来说最重要的日程是什么？ 

何静：在今年的进博会上，研发这块有两个非常重磅的议程，第一是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的揭牌仪式；还有一个是我们和20多家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未来院方和阿斯利康能够开展更进一步的临床合作。 

NBD：很多企业都提及了进博会的提振作用，您作为研发部门的领头人，这种提振能切实感受到吗？ 

何静：进博会上我们全球研发中国中心的揭牌，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大家对阿斯利康中国整体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有直观和深入的认识。阿斯利康的研发工作也经历了不同阶段，以前是global for China，但以后除了global for China外，我们在中国有一些研发和临床领域，希望能把国内的一类新药和研发成功经验带到国外去。 

NBD：您刚才说到跟20多家医院签约是做研发，这一块可以多补充些信息吗？ 

何静：我们跟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其实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能不仅基于单个研究方案，而是从整体的疾病领域和临床实验方面进行长足合作。阿斯利康在一些重点的疾病领域布局长远。医院方面，从建设研究型医院的角度来说，也需要更多投入和提升。总体来说，我们作为申办方，医院作为临床研究中心，希望两个最重要的参与者能够共同把临床开发事业做得更好。 

NBD：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敲定或者说计划在这些医院开展哪些领域的研究？ 

何静：某种意义上，我们签订的是一个长远合作的方向，所以这个战略合作协议本身并不会规定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临床研究，或者更详细的合作方案，等我们启动以后会再跟各方具体做进一步沟通。  

NBD：您刚才说跟20多家医院签约，是为了促进创新和临床研究吗？ 

何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临床研究和一些可能的转化。说到这里，我再多说两句：2019年一共新增300个左右肿瘤的临床研究，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对于临床研究资源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NBD：您具体是指临床研究资源的哪些方面？ 

何静：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去年300多个临床研究里，绝大部分研究项目被小部分的牵头的顶尖医院占据了，这反映出优质的临床资源仍然比较稀缺，整体分布也不均匀。 

而从医院的角度看，现在医院都在提要建立科研型医院，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大势，希望大家一起把临床研究的生态系统建得更成熟。 

肿瘤治疗领域 看好ADC和免疫疗法 

NBD：今年6月，在欧洲血液学协会（EHA）第25届年会上，关于一个抗癌药物，阿斯利康公布了一组数据：单药一线治疗4年总缓解率(ORR)高达97%。请问这款BTK抑制剂在国内的临床试验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何静：您说的应该是我们AcalabrutinibBTK抑制剂，它确实不管在单药还是联合治疗，在套细胞淋巴瘤或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上都能看到很好的结果，截至目前美国FDA已经批准了相关的两个适应症。 

目前在中国，我们在不同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上都在开展不同阶段的临床研究，主要的适应症是套细胞淋巴瘤和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这是我们主要的两个在研方向。其他的（适应症）还有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这些也是我们后续要开展临床研究的方向。 

NBD：请问方便透露是临床实验的几期吗？ 

何静：在一期、二期、三期不同阶段的都有，同步进行当中。 

另外我还想提一下，在中国已上市并在申请扩大适应症的药物，比如说泰瑞沙，前不久其研究试验提前两年揭盲，并在线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2020；383：1711），结果显示，对于EGFR突变阳性的ⅠB~ⅢA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术后患者，泰瑞沙作为辅助治疗可以显著延长无病生存期和中枢神经系统（CNS）无病生存期，这非常令人振奋。这个新适应症我们已经递交了NMPA，而且很高兴得到了优先审评的资格认定。 

NBD：之前泰瑞沙上市，从进入绿色通道到正式审批是用了7个月的时间，它上市的速度很快。目前在阿斯利康肿瘤药的领域，除了泰瑞沙外，您有比较看好的进入临床末期的产品吗？ 

何静：处于临床实验末期的不得不提泰瑞沙，因为泰瑞沙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适应症还在继续研究中。还有现在大家都会提到的肿瘤免疫治疗，我们肿瘤免疫治疗药物英飞凡，在去年成为当时中国首个获批用于不可切除、三期非小细胞肿瘤肺癌患者治疗的PD-L1免疫抑制剂，该产品我们也在多个适应症方面开展研究。另外就是刚才跟您聊到的血液系统肿瘤的BTK抑制剂，我们也看到了它在国外的临床数据上有很好的结果。 

此外，我们和日本第一三共制药共同开发两款抗体药物偶联物，也就是ADC，如果从肿瘤治疗临床开发的长远趋势来看，ADC肯定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治疗方式。所以我们对这两款ADC寄予厚望，其中一个产品ENHERTU（DS-8201），在今年ASCO上，这个产品的一期临床研究，作为单药在包括乳腺癌、胃癌、肺癌等不同肿瘤方面，也看到了令人非常鼓舞的数据。

NBD：阿斯利康目前在研管线有90多个项目，您是怎样看待阿斯利康的研发管线和布局的？  

何静：一方面我们有多年来很擅长的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的研发，以泰瑞沙为代表，包括其他几个小分子药物的开发，我们会继续深入研究，包括和细胞核特定信号传导通路相关的，包括和特定耐药机制相关的等等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这几年我们也看到肿瘤的免疫治疗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阿斯利康也在加快新治疗手段和方式的拓展。在早期管线布局中，我们有特异性双抗，包括我刚才跟您介绍的ADC抗体药物偶联物。不管是肿瘤还是非肿瘤，我们的宗旨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以科学为导向，满足临床需求。 

NBD：国内肿瘤治疗的临床研究和疗法，这么多年来，您觉得变化在哪里？您期待的肿瘤治疗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何静：以我从业这些年的经验看，总体上我觉得我们的治疗理念还是非常紧跟欧美先进理念的，在美国获批的药物，在中国已经可以越来越快地上市和普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肿瘤治疗也是越来越进入到个体化治疗或者是精准治疗的时代，可能大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肺癌不再是一种疾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肺癌领域其实也分了不同的亚型，不同的亚型对应不同的靶向治疗，会取得不同的效果。 

所以在我看来，将来肿瘤治疗的趋势，仍然是在个体化治疗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比方说免疫治疗，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从免疫治疗中获得客观疗效，那我们怎样才能尽早筛查出能从免疫治疗里获益的病人？在我看来，不管在肿瘤研发和临床方面，能够给病人更精准并很有效的治疗，才是未来最重要的方向。 

图片来源：摄图网

热门靶点研发扎堆 要注重差异化优势 

NBD：去年英飞凡作为国内首个PD-L1上市，今年在IVD赛道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企业，都是“人满为患”了，您怎么看待阿斯利康在PD-1/PD-L1上的布局？ 

何静：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不管是跨国药企还是国内药企，都已上市了多个PD-1/PD-L1，在研发扎堆的情况下，我认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非常重要。 

英飞凡的第一个适应症是在肺癌的三期治疗阶段，这时病人不能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能接受的是同步放化疗。英飞凡被证明在这个阶段对病人有很好的疗效，因此我们也会在相应的阶段去开展更多的探索，包括把在肺癌方面的成功经验向其他适应症拓展，比如局部晚期型食管癌。

NBD：您刚才说的PD-1/PD-L1是药研圈的“网红”，您现在怎么看待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发现状？  

何静：我觉得过去三四年的时间确实是在快速蓬勃发展的，这背后最大的推手是整个法规环境的改善，从国家政策方面促进创新，我们监管法规环境也体现出欢迎创新、拥抱创新的姿态。  

当然相比美国目前临床开发的500多个靶点，中国的研发主要集中在100多个靶点上，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反映了刚才我说的，多少有一些研发扎堆的情况，但是总体上看，我个人还是非常乐观积极地看待中国现在的本土创新。 

过去几年，本土创新可能更多地考虑“me too”，现在不管是从分子结构或者说是从临床应用场景方面更多的是“me better”。我们也看到很多的“fast follower”，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整体创新能力的一个办法，不管监管当局还是药企都在适应新靶点不断出现的新常态。 

过去药品多数是在FDA、在EMA已经批了的前提下再引进到中国，可是现在我们的药政部门更多在面对未获批的药品，甚至是全球最新的药品，这对于我们临床研究中心和研究者等都是很好的学习过程。虽然说我们现在的“first in class & best in class”的药品还是很有限，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5到10年，我们中国一定会出现这样的“first in class & best in class”。 

要走到这一步，光靠临床研究阶段的推进是不行的，还需要基础研究的推进，包括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包括对基础研究系统性的培育，还有在基础研究中看到成果时，怎样把它转化成将来可能有临床价值的探索方向，以上环节都要逐渐连接起来。现在都在讨论源头创新，那只有真正源头创新了，中国才能有真正的“first in class”。 

创新不能急功近利 科学和事实是最高宗旨 

NBD：我们现在确实都在说源头创新，本土也有很多创新型药企，但难免还是在走“me too”路线。创新是必须的，但创新是很多药企都能具备的吗？ 

何静：我觉得创新的能力是企业必须具备的，但是大家不可能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都具备同样的创新能力，所以需要不断积累。但是从企业的长足发展来说，我想创新是根源。 

NBD：对于药企来说研发能力非常重要，但研发本身需要非常大的投入，您作为研发部的领头人，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平衡。 

何静：我觉得您说得很对，研发是需要长期的过程和投入，所以研发人员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想法，科学应该是最高宗旨。 

我们做临床开发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拿到一个阳性的研究结果，而是为了拿到对病人有意义的、有临床指导价值的治疗方法。 

研发也是需要时间的。虽然现在大家都在讲弯道超车，但我还是想说，如何实现差异化的研发策略，如何快速高效地执行研发方案，这才能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科学和事实。 

NBD：您在国内国外都做过研发，对于现在国内医药政策改革，您有什么期待？ 

何静：如我刚才所说，总体上我们非常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比如过去几年新的药品管理办法不断出台，NMPA也越来越和国际先进的监管当局接轨。NMPA花了很大力气修订一些指导原则，过去这段时间里，我们能看到非常密集的指导原则和管理办法的改变，这些改变都在帮助企业更好地去实现创新。 

现在政策法规已经比较全面了，最重要的，还是政策法规如何平稳落地和平稳过渡，另外在不同的政策制定层面，不同的国家部门如何更好地协调。在政策法规就绪后，如何平稳长期地落地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