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张纯信：在这些金融科技上，中国领先欧美非常远，且会越来越远

“金融科技的有些方面，我国超前得非常多，比较明显的是移动支付，央行数字货币也出来了，比起一些欧美国家，我们领先是非常远的，且可能会越来越远，（他们和中国的这种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纯信10月30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表达了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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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信教授2003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金融学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的金融学学士和电子工程学士学位。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在金融科技、投资学、公司金融领域颇有建树。

张纯信教授应邀出席10月30日举行的“2020金融科技创新成都峰会”，并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就金融科技如何在应用场景上发力、如何创新金融监管等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技术非常领先但应用场景是弱点

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进入美国，甚至东南亚、非洲，数字人民币也推出来了，那么，中国的金融科技水平，目前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对此，张纯信表示，金融科技它不是一件事，它是好几件事，包括大数据、智能科技、云计算、支付、区块链等等。有些方面，我国超前得非常多，比较明显的是支付。“当然，现在央行数字货币也出来了，比起一些欧美国家，我想，我们领先是非常的远，且可能会越来越远，（他们和中国的这种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区块链技术，我们也非常领先。截至去年底，全球的区块链专利有82%是在中国产生的。

在技术方面，中国非常前沿，非常领先，但应用场景是我们的弱点！除了支付、数字货币这样的应用场景我们领先，其他很多方面，我们仍然是服务于别人的应用场景。可能美国人、欧洲人、新加坡人在想该用这些科技做些什么，因为大头其实是在应用上。

相较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我国对于投资人保护非常重视，“这一点我认为是对的！可能美国觉得反正投资自有风险，投资人你赔了就没了，你自己要负责。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要快速地去发展一些应用场景，可能没有人家那么快，因为人家是无任何枷锁的，它可以随便搞，投资人把钱都赔光了也没关系，把人家退休金赔光了也没关系。”

那么，我们在应用场景上应如何发力呢？张纯信认为，我们可以做资产数字化，“我觉得数字资产的合法化、制度化很重要。包括了资产的数字化本身，经过区块链的技术，经过分流的技术，怎么样把一些不动产或者是本来投资人不容易碰到的一些投资产品数字化。”

张纯信表示，资产数字化这一点，我们目前在全球比较落后。但是，这个是很容易弯道超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市场很大。

我们可选的投资产品可能比美国欧洲少一些，所以，一旦有多的数字资产出来，它的市场需求是非常大的，就非常有可能会弯道超车。

所以，即便是我们滞后一点的地方，但市场优势仍然存在，技术优势仍然存在。

金融监管最主要是明确什么可以做

金融科技飞速发展，创新层出不穷。技术是中性的，应用得当能给金融发展注入新动能，应用不当也可能引发新风险。那么，要如何进行监管，才能让这些先进科技既能产生更多前沿应用，又让创新可以规避系统性风险呢？

对此，张纯信表示，在监管方面，有哪一些要去加强，相信会有很多。但是，倒不是说所有的都要去做，或者说所有监管措施马上就要呈现，要一步一个脚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做，“最重要的还是明确什么东西是想做的，明确了，企业就可以去做，银行就可以去做，我们做学者的也就可以有方向性地去学习、去做探究。”

张纯信举例说，比如区块链，国家明确了这是一个核心的创新技术，很快中国的区块链技术就全球领先了，可见，国家的指引非常重要。

区块链这块，可能是在金融科技大数据等等方面牵扯到的问题比较少，比较核心的一些部分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几年下来，从模糊到保守，到现在推进，我们是看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我觉得这种趋势非常重要。”

“其实金融科技这个行业，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就像一万只小船，只要国家给到我们一个清楚的方针，我们统统都很灵敏的，我们很快就可以上轨道，很快就可以跟上这个船流。”张纯信形象地比喻道，“30年前、40年前，可能我们不是一万只小船，我们是所有人都在一艘大船上，所以那时这艘船可能会很慢。现在已经变化，尤其是新兴产业。国家现在也变得非常的灵敏！”

西部金融中心不是弯道超车而要换道超车

对于正在打造国家西部金融中心的成都，张纯信教授也带来了他的思考。

他说，大家都讲弯道超车，但他认为成都应该可以换道超车。

他认为，要思考传统金融这一块，是不是成都重点要的。现在，新金融已经来临，而传统金融不再是未来的趋势。这种现状之下，成都如果把这个机会用好，那就不是弯道超车，而是直接换道。“不用去复制从前上海怎么做的，或者香港当时怎么做的，而是聚焦在一些新的金融科技上面，我觉得这符合我们成都近几年的发展状况。”他表示。

近年来，成都市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国家西部金融中心的系列部署，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资源禀赋、区域特色和产业特点的现代金融业创新发展之路。前不久发布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成都排名全球第43位，创历史最高水平。

建设金融科技和后台服务中心方面，成都获批央行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

成都金融机构数量和门类均位居中西部前列，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及中介服务机构2650余家。

成都打造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科技高品质科创空间—“交子金融梦工场”。

沪深交易所、新三板西部基地在成都落户。共有30多家大型金融后台服务中心，170余家金融外包服务机构在成都落地。

而中西部第一个基金小镇——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已入驻包括IDG资本、中信资本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基金机构超过400家，累计注册管理规模超过4000亿元。

成都着力构建现代金融产业生态圈，高标准规划建设的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目前已入驻金融服务企业2700余家，金融配套服务机构2200余家。与复旦大学、电子科大、西南财大、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等知名高校智库加强合作，搭建“政产学研用融”平台，推动设立成都金融业联合会暨成都现代金融产业生态圈联盟。

张纯信教授也非常赞同“聚集”效应。“单枪匹马的时代我认为是过去了，新的科技、新兴产业当中，可能需要的是大家的一些协同效应”。而协同效应，需要有足够的精英们聚集。

他认为，“聚集”是非常重要的。怎样把“聚集”的协同价值做起来？要有效地把金融机构，把区块链技术和设计、产品和应用场景、云计算等等的平台载体聚集起来，才能产生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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