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张蕊 每经编辑 陈旭
全国两会已拉开大幕。如何提振经济，让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恢复动力，成为两会期间各界热议的焦点。
近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表示，当疫情突发并扩大至全球范围时，“三驾马车”的作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甘犁师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2009年，他发起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学术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建立起中国微观金融的基础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拥有具备全国及省级代表性的4万余户中国家庭数据，详尽记录了中国家庭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等方面微观信息，填补了中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的空白。
今年2月12日到3月21日，甘犁领导的调查组从4万余户家庭中随机抽取了3000余户家庭进行访问，基于疫情专项调查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2020年如果不出现大的补贴政策，或者是刺激消费的政策，报复性消费很难出现，整个社会的消费可能下降11%左右。
基于此，甘犁提出，由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大规模现金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对扩大内需、复苏经济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NBD：许多学者认为，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的危害程度要远超金融危机，未来如何刺激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在您看来，疫情在全球扩散的背景下，“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
甘犁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甘犁：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疫情突发并扩大至全球范围，“三驾马车”的作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我国而言，当疫情中心转移至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欧洲和美国后，海外市场需求立即出现急剧下滑。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4.7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4%。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在短期内会面临巨大困难。
从投资看，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我们面临的主要危机是出口受阻，实体经济的主要困难是海外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因此，我们过去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启动国内需求、带动就业，同样创造出了较好的增长率。
新冠疫情发生后，“新基建”投资作为国家顶层设计对稳经济将发挥很大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新基建”在短期内恐怕还无法很快地扩大有效需求，并且也要关注未来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隐患。
从需求看，新冠疫情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冲击远比过去的金融危机严重，既影响需求也冲击供给。
一方面，疫情防控导致企业生产中断，特别是中小企业还面临存活下去的艰难，而作为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中小企业遇险无疑对国内就业冲击巨大。
另一方面，失业或半失业人数增加，就会导致老百姓可支配收入下降，同时因对病毒避险心理增加而减少餐厅、商场、景点等服务和旅游行业的消费。
当面临供给与需求双重承压的时候，不仅要针对供给侧保企业，还应从需求侧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而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就是关键。
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意愿高，但手上无钱可花，这是制约社会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性因素。疫情期间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增加居民的收入与消费能力，对扩大内需、复苏经济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图片来源：新华社
NBD：受疫情影响，消费者信心和流动性受到冲击，消费的复苏并不乐观。据不完全统计，为刺激消费，已经有80多个城市发放消费券。不过关于发放消费券还是发放现金补贴的争论也一直存在。您认为当前形势下，哪种方式更有利于拉动消费?
甘犁：鉴于疫情影响下我国居民已经面临资金流动性约束，要真正拉动宏观层面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现金补贴是现阶段更优的政策选项。
国内消费券拉动消费的效果有限。尽管在刺激消费、启动市场需求、定向帮扶餐饮、文化、旅游行业复苏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消费券难以从根本上推动更大规模的消费增长。
受地方政府财力限制，消费券难以覆盖财政困难地区。消费券集中在市、区使用，造成了较明显的消费区域挤出效应。将消费券定向发放给低收入人群的城市少且发放金额低，消费券无法充分释放边际消费意愿高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另外，因为无法惠及个体户、不具备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无法与互联网连接的人群，消费券发放一定程度上有失社会公平。
对低收入群体实施大规模现金补贴政策更有利于拉动消费。低收入群体消费受限，是制约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意愿高，但收入低、流动性约束大，消费能力难以得到提升。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低收入家庭消费受资金流动性约束非常强，收入最低20%组的家庭中，有90%当年储蓄为负。此次疫情导致中低收入家庭资金流动性受冲击较大，中低收入家庭对收入增长预期也更为悲观，消费意愿也因此降低。
从2020年全年消费计划减少超过30%的比例来看，年收入在3万以下的家庭最高，为22.1%；年收入在3万~5万之间的家庭为18.9%；年收入在5万~10万的家庭为12.3；年收入在10万~20万和20万以上的家庭则分别为11.8%和9.8%。
由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大规模现金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快速刺激消费，最终带动经济良性循环。
实施大规模现金补贴政策在中国也具有可行性。个税申报系统为实施更具普惠性的现金补贴政策提供了技术保障。通过填报个税系统，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零”个税低收入群体可以方便快捷地领取现金补贴。
NBD：目前看来，发放消费券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有专家认为应当让消费券成为长期化的政策工具，对此您是否赞同？
甘犁：首先，消费券在未来是否能持续发挥作用，还需要长期细致的研究。
从全球范围来看，通过发放消费券应对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较少，曾经发放消费券的日本刺激消费的效果也并不太好。目前，有关国内消费券对消费的刺激效果仍然缺少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消费券补贴了居民消费，但消费券产生的消费支出并不一定都是消费者额外新增的消费，还包括消费者在没有获得消费券的情况下同样会产生的消费。居民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收入水平和流动性约束，即造成消费疲软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降低。
因此，除发放消费券外，还需要通过现金转移支付增加居民收入、提高起征点降低个人所得税等多策并举，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更大规模的消费增长。
其次，消费券要成为长期政策杠杆还需要优化设计与完善发放制度。消费券需要持续优化使用门槛、使用范围、使用期限等限制条件。
为减少明显的消费区域挤出现象，同时覆盖更多财政困难地区，消费券的发放应由市、区主导转向由省级政府统筹。
最重要的是，消费券要能惠及弱势群体，精准发放到消费意愿更强、生活负担大的低收入群体，以及无法与互联网连接或者不具备数字技术能力的老人及低收入者。
最后，消费券的作用是“救急不救穷”。制约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是低收入群体消费受限，所以拉动消费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救穷”，即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我国自2019年1月正式实施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居民收入和支出的申报核实系统初步建立并将逐渐完善，这一改革为建立精准化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契机。先利用个税申报系统，可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相对贫困人口的特殊困难补助制度。
在此基础上，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赡养老人、房贷房租等支出负担大的相对贫困群体，发放额外的特殊困难补助，让贫困家庭也享受税改红利。待相关申报核实体系建设成熟以后，可通过试点推广逐步建立兼顾帮扶和就业激励的劳动收入奖励制度。
图片来源：新华社
NBD：从消费券到消费节，全国很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促消费的举措，但银行体系的参与度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您认为银行体系如何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拉动消费出力？
甘犁：疫情的确给国民经济和家庭生活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但很多家庭在疫情影响之下出现了报复性储蓄而非报复性消费。我的建议是，可以通过严控多套房房贷、适当放宽青年消费贷的申请条件等多项举措，来助推消费的稳定回升。
住房是我国家庭资产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家庭负债也主要集中在住房贷款领域。2013~2019年，住户部门消费贷款增量中有61.4%来自个人住房贷款增量。
进一步来看，城镇地区多套房上的住房贷款贡献了主要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长，仅2017年至2018年，家庭多套房上的住房贷款占比从62.9%上升至65.9%，远超过首套房上的住房贷款。
4月21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同蚂蚁金服研究院的合作调研显示，今年一季度疫情之下，租房及有房贷家庭的住房投资意愿明显降低，而多套房家庭仍愿意继续投资房产，即多套房家庭的住房投资需求更为乐观。
居高不下的住房负债尤其是多套房负债，严重挤压了家庭的流动性，进而挤压了家庭消费。坚持房住不炒是中央一直以来不断重申的定位。当前，疫情之下某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政策略有放松，但房住不炒的理念还要不断强化，尤其是要严控多套房房贷，严控多套房风险，才能释放家庭的流动性，进而促进消费。
消费贷也可以成为促进家庭消费的有利举措。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和平滑消费理论，个人的消费由个人一生的劳动收入决定。年轻群体收入较低但消费较高，因此可使用信贷工具来平滑消费。然而，目前还有部分青年群体的消费贷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CHFS数据显示，年轻家庭的户均消费高达13万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万元。在问及消费贷的时候，这部分群体中有24.1%的家庭有消费贷，但仍有9.4%家庭需要额外的信贷支持，用于汽车、医疗和教育等多个方面。
一季度疫情之下，消费贷市场的供需错配更为明显，年轻人消费贷需求在增加，但同时他们判断获贷难度也在增加。
我认为，要鼓励扩大普惠型的消费信贷。即使目前部分青年群体不一定符合银行现行消费贷的发放标准，但从生命周期和财富积累的角度看，应当为这些家庭提供一定的支持，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可以放松消费信贷机构杠杆率的限制，对这部分群体允许一定的不良率，加大对市场流动性的支持，促进中长期消费的增长。
NBD：近日，银保监会起草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单户用于消费的个人信用贷款授信额度应当不超过20万元，到期一次性还本的，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将互联网贷款额度上限设定为20万元是否对“促消费”有影响？
甘犁：互联网消费贷款一般具有房贷成本低、放贷速度快，用户体验好等特点。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它必定需要依赖线上大数据来进行风控，简化甚至放弃线下尽调等传统的行之有效的风控措施，在风险防范方面就会存在一定的不足。
因此，限定互联网消费贷款的最大额度是合理的，即可以有效区分市场，让银行通过线上线下多重手段来满足大额信贷需求，而小额信贷需求则由互联网来完成，也对扩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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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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