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公卫体系投入不是财政负担,应建立国家应急医学和战略储备中心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5-23 18:48

    每经记者 周程程    每经编辑 陈星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提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是两会期间备受热议的话题。

    长期关注公共卫生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多年来持续呼吁政府职能部门重视公共卫生安全设施和保障制度建设,建议加大资金项目投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公卫中心”),是一家承担着上海各类重大传染病预防治疗职能的三甲医院,集中收治了上海所有确诊新冠肺炎的成人患者,被认为是上海市政府在2003年SARS结束后的一个极富远见的大手笔,让上海的医疗救治工作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始终没有乱过阵脚。

    作为上海公卫中心的负责人,朱同玉在此次抗疫过程中深刻明白,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中心重要性的同时,更要警惕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暴露出的短板。

    他坚定地表示:“强健的公卫体系,应该是永久的安全堡垒,而不是因为某种疾病出现临时建设的‘板房’。”

    两会期间,朱同玉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 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财政对公卫应急体系的投入不足。公卫体系的投入并不是财政负担,实际上是在构建科学中心、创新中心与人才培养中心,从而起到公共卫生安全堡垒的作用。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财政对公卫应急体系投入不足

    NBD: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

    朱同玉:现有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公共卫生风险的挑战,尤其是在患者容纳量、人员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难以充分应对突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

    着眼全国,各地公卫系统水平能力参差不齐。救治的体系、战略储备物质是不足的。同时,应急的救治床位也不足。

    我国传染病医院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大多依赖财政拨款和事业单位编制,但这种拨款和人员编制并不充分。财政对公卫应急体系的投入不足,传染病医院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制约。资金的压力,让传染病医院相应的人才待遇、职业发展前景也受到限制,存在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

    NBD:公共卫生应急需要下,北京小汤山医院再次启用。上海公卫中心也被称为上海版的小汤山医院,但由于一直在运营,似乎与北京小汤山医院有一些区别,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不同?

    朱同玉:两者都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公卫中心的建设应该说是比较超前,且有长远打算,是永久性的,与北京小汤山医院发生了疫情才启动有所不同。此外,此次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方舱医院,在修建过程中也和上海公卫中心有视频和交流,详细到解决水电供暖、卫生等方面的隐患。

    上海公卫中心面对疫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例如中心有300多张负压床位一直准备着,并且吸取此前抗击SARS的经验,日常就有1万套防护服的储备,应对疫情的时候才显得从容不迫。

    建议建立国家应急医学和战略储备中心

    NBD:您近期指出,一个强健的公卫体系,应该是一座永久的安全堡垒,而不是因为某种疾病出现临时建设的“板房”。在您看来,在尚未有疾病时巩固这座安全堡垒有何重要作用?

    朱同玉:是的,必须破除“财神”跟着“瘟神”走这种固有的观念,而应该是“财神”跟着预防走。另一方面,其实公卫防疫体系的投入也是有产出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

    例如,2003年,上海开始建造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实际上这为上海培养了科学研究、临床救治的一大批专业人才,也创造了很多临床科研成果,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公卫体系的投入并不是单纯的财政负担。公卫中心实际上是科学中心、创新中心、人才培养中心,从而起到公共卫生安全堡垒的作用。

    NBD:具体该如何筑牢这永久的安全堡垒?

    朱同玉:近些年来,全球频拉疫情警报,每3~5年全球范围内就有疫情发生,提醒中国应该未雨绸缪。

    在我看来,我国应该在大、中城市布局10个左右国家应急医学和战略储备中心,每家机构可设置5000张床位,平时可以有1500张床位日常运行,保持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医疗队伍的稳定。而另外3500张床位可作为战略储备,比如说地下空间平时作为车位,在疫情来临时随时可以变成床位。在布局好管道、各种气体、必要设备的基础上,实现平战结合。

    这就可以避免仓促建设中存在的隐患。如果上海公卫中心能够有5000张床位,那将为上海赢得至少两周的时间,从而从容不迫的应对疫情。

    这样大体量的公共卫生应急中心,平时可以是一个综合医院,也是人才储备中心、科学研究中心、创新中心,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底线。当然,疫情的控制依赖于全民防控、联防联控等机制,但同时也要有一个医疗救治的底线力量作为保障。

    在巩固公卫系统安全堡垒上,我认为,首先要有超强的机动能力,能够迅速腾空床位。譬如上海公卫中心就布局了临床研究床位,发生情况时可以迅速腾空床位。

    二是要有超强的综合能力。此次突袭的新冠肺炎疫情,需要使用ECMO、透析,甚至要用人工肝、呼吸机等,而这些技术上海公卫中心全都具备,大规模的疫情暴发是需要全市力量的支撑,但在一定规模范围内,在第一波疫情来袭时,我们就应具备应急和解决疑难杂症的基本能力。

    三是需要有超强的科研能力,要能够迅速破解病原体,提高病原体研究能力。同时还拥有技术储备能力,能够转化成为生产力。

    呼吁提升公卫系统科研投入

    NBD:您刚才谈到,可以将公共卫生应急中心平时定位成综合医院。那么没有疫情时,如此大体量的公卫中心该如何盘活使用?

    朱同玉:以上海为例,上海公卫中心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团队,在今年的1~4月份已经实现技术转化合同金额3亿多元,到位经费超过了7000万元,所以它是一个科学中心,培养了一大批的科研人才。并且,还是一个临床研究中心,上海公卫中心的一期临床试验研究数量在去年、前年都是全国排名第一。

    上海公卫中心是一个综合性医疗机构,有40多个临床学科,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传染病合作中心,为全球进行人才培养。所以并不是像一些临时建立的防疫医院,疫情来了发挥重要作用,没有疫情了就面临拆除,既往投入无法发挥作用。

    上海公卫中心集科研、人才、医疗资源投资于一身,能够起到长远效果。此次疫情中,全市96%的新冠肺炎病人都在上海公卫中心收治,有少数儿童病人在儿科医院。这种情况下,能给其他三甲医院充分的空间继续日常医疗救治,减少对患者的影响。

    NBD:如您上述所言,在公卫体系的建设上,“钱”是一大难题。在您看来,今后这一现象是否能够得到改观?又该如何把钱用到“刀刃”上?

    朱同玉:我相信疫情后,资金投入会逐步向“‘财神’跟着预防走”转变,公共卫生体系在财政投入上应该会获得更大的支撑。

    另一方面,对于包括上海公卫中心这样的医院而言,过去传染病医院的考核机制采用的是跟综合性医院相同的机制,若单纯靠治疗传染病,不足以支撑一个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建议传染病医院在建院方向上,有更加清晰的定位与职能。

    传染病医院的发展有两条路,要么综合化成为综合医院,要么成为综合医院的一部分。上海公卫中心走的是综合医院的道路。上海公卫中心有40个临床学科,所以我一直说它是综合性医院中的专科医院,优势专科医院中的综合性医院。当有了清晰定位后,医院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能获得解决。

    近些年,上海市不断加大对上海公卫中心的投入,资金困难的情况也有了明显缓解,人才留住力度也明显提升。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人才薪酬待遇的投入,建议建立与综合医院薪酬联动机制。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床位建设支持力度。上海公卫中心目前有600多张编制床位,希望编制床位能够增加到1500张,在学科更加齐全的情况下,医院的生存压力会明显降低。

    此外,还应加大设备投入,公共卫生应急中心需要非常强大的科研能力来迅速破解病原体,迅速进行技术的储备。相对而言,国家对公卫医院的科研投入是比较低的,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科研投入通道。上海公卫中心得益于建院时就有6000多万的科研设备投入,为医院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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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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