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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财政政策要让资金直达“六保”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5-22 01:43

    每经记者 张钟尹    每经编辑 陈旭 易启江    

    5月21日,全国两会大幕正式开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历来是两会上最受关注的焦点,市场也高度期待即将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举措。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将采取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多方面措施。

    积极财政政策有多大空间?今年赤字率能到什么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货币政策有多大空间?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进行了专访。

    刘尚希告诉记者,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等。

    ▲刘尚希

    财政政策要针对“六保”精准发力

    NBD:受到疫情冲击,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随着当前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经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财政收支形势?

    刘尚希:从今年前4个月的数据来看,受疫情冲击,经济、财政指标同比基本是下降的,只有金融相关指标等少部分同比增长。

    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对我们国家来说,近40年罕见。值得关注的是,疫情的冲击还不仅一次,而是有两次。第一次是疫情在国内暴发所带来的冲击,第二次是全球疫情蔓延带来的冲击。这两次冲击叠加,放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导致经济增速深度下滑。

    现在我国抗击疫情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而从经济指标来看,累计的数据仍然是同比下滑,只能说降幅收窄,还没到完全稳住的地步。

    中央对当前形势有非常科学精准的判断。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两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在4月17日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来描述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我想这是经过周密研究得出的结论。

    近期我国财政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受疫情冲击,各地的税收大幅度下滑。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同时又有大量的刚性支出,如抗击疫情、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部分地区为了恢复经济发放消费券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钱。

    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支出不断刚性化,收入却在急剧减少。当前,国内、国外不确定的形势叠加在一起,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到财政、金融运行,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长期来看中国发展面临着战略机遇期,那么短期这个较高风险的轨道也不能忽视,短期的判断恐怕也不能仅仅基于当前的数据,还要长远地看,将可能面临的高风险轨道综合衡量,来判断全年及以后的发展态势。

    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您认为财政政策方面将如何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

    刘尚希:我认为现在积极财政政策更富有前瞻性的考虑,不仅仅是考虑现在怎么办,更瞄准了未来的趋势,把现在怎么办和下一步怎么办整体考虑,以对未来风险情景的判断来指导当前的行动。

    站在明天看今天,从未来看现在。这就是风险思维,也是底线思维。财政政策应当成为风险管理的工具,对风险进行隔离、进行抑制,从而使得整个国家的公共风险最小化。只有转向这种风险管理,强化风险思维、风险意识,才有可能看到风险、知道风险在哪。中央提出的“六保”,我认为就是看到了六大风险点。

    就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六个风险点像灭火一样,相互隔离开来,避免它们串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火势。所以,我觉得当前财政政策要针对中央提出的“六保”发力,最大限度拓展政策空间,精准施策,让资金直达“六保”,让居民就业、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对冲,给经济社会注入更大确定性。

    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要旨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

    政府要过紧日子 重点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NBD:市场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高度关注,也非常期待一些新的刺激举措,您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

    刘尚希:为了应对两个“前所未有”,在财政政策上要表现出一定力度,通常的理解是要加大财政支出规模。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今年赤字率到底能到多高的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社会上也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和讨论。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用来做什么,如何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

    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将公共风险转化为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以此来对冲公共风险,这是其他政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

    应当说,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在拓展当前财政政策空间上是有积极作用的。

    具体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赤字率有多高,发债有多少;二是同时强调政府要过紧日子。需要解释的是,政府过紧日子,是要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而不是说单纯地压缩支出。

    换句话说,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一定要保障,而一般性支出要压减,财政资金大力提质增效,要精打细算,把钱花得有效果,把钱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政府过紧日子,也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在预算执行上要“以收定支”。

    这并不意味着,在制定政策和编制预算时也是“以收定支”,而是相反,以积极有为的姿态来编制国家预算,也就是“以支定收”,即扩大赤字和债务,以此对冲风险。

    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财政、货币等政策要“打配合”,您如何看待未来货币政策的空间?

    刘尚希:2018年以来,央行的资产是在萎缩,今年4月份也比3月份减少,说明央行基础货币在被动收缩。这迫使央行降准来扩大货币乘数,增加广义货币M2,扩大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但总的准备金率需要保持一定水平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13%。而我国的现实是法定和超额之和的准备金率大概是14%。即使是通过降准增加了货币供应,但能否注入实体经济仍有不确定性。

    按照常规,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银行本性是要规避风险,而不是越有风险越向前。这可能导致增加的货币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需要财政这只手拉着商业银行往前走,诸如提供贷款贴息等。基础货币被动收缩,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可能已经出现通缩,4月份的PPI部分反映了这一点。

    宏观环境越是不确定,经济越可能出现通缩,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就会越小。这也是国外货币政策为什么突破传统方式,另辟蹊径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原因。这时候,就越是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行新的组合,协同对冲风险,保持国家宏观政策的更大对冲力度。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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