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院前急救人沈小波：“封城”那天我哭了

武汉院前急救人沈小波。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一月底到二月初，沈小波负责的两家120急救站人员与装备都濒临枯竭。新招来的急救车司机开了两趟就撂了挑子，为数不多的达标防护服要留给转运病人时才能用，单台车辆一天跑了16趟，是平日的近3倍。

自1月开始，沈小波察觉出了急救中死亡数据的异常，死亡几乎每天都有。“我怕不怕？我一样怕。”沈小波心直口快：“不能把医生架在一个道德高地。”

在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前，沈小波看着自己团队日益出现疲态，防护物资储备也接近见底，开始在所负责的光华路急救站、岱山急救站轮流居住“稳定军心”。“跟他们每一个人谈心，看着他们穿脱防护服，要教一两个小时。”沈小波的努力作用明显，岱山急救站做到了在疫情期间零感染。

“说‘封城’的那一天我哭了，我们（武汉）终于走上了正轨。”沈小波清楚，无论此前怎么摇摆，武汉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定会走向疫情被控制的那一天。

武汉急救中心岱山站接急救中心指令准备出车，图为当班医生正在作出诊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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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增多的死亡病例

沈小波从事的120急救工作，也被称作院前急救，顾名思义是在患者到达医院前对其进行医疗救护。

1月23日武汉“封城”，私家车禁行，过江通道封锁，运送病人高度依赖120急救车。武汉120急救热线随即被“打爆”，从此前2000次/天，飙升至超过10000次/天，峰值达15700次/天。

但沈小波关心的是另一份数据。今年1月初，这位曾经的武汉市第六医院急诊科主任察觉到，他所负责的两家急救站出车后遇到的死亡病例开始增多。“我们这里（120急救）面对死亡（救护车到达求救地点时患者已经死亡）是常态，一个月5~10个是正常的。”彼时沈小波和他的急救团队所面临的，是最多时一天中就有3到4个死亡病例，虽不能直接将这些死亡病例与新冠肺炎挂钩，但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往年同期。

“因为从感觉上说，人们对于死亡还是会去经常讨论，偶尔死一个很正常。但天天这样就不正常。”沈小波为此特意在1月17日搬到岱山急救站住了一晚，以稳定团队的军心。17年前有过抗击SARS疫情经验的沈小波坦言：“就是我也觉得那（新冠肺炎疫情）蛮厉害。”

岱山急救站在那时已经成了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众多晴雨表之一。1月13日，这家位于江岸区的急救站单台急救车共出车16趟，如果以平均每趟任务最少1小时计算，当天值班的急救单元（1司机、1医生、1护士和2担架工）几乎没能休息。

高强度的工作，让沈小波的团队逐渐显露出疲态，开始减员，“我们（岱山站）一名医生，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后职业暴露，中间还去隔离了，没问题后，才又继续出来工作”。

“发热病人占到三分之二。”岱山急救站一名护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当时武汉疫情形势非常严峻。

武汉岱山急救站救护车接急救中心指令前往一居民小区急救，图为新冠肺炎疑似患者被运上急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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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关键的谈话

“靠防护服不如靠脑子。”在防护物资最为短缺的二月初，沈小波将这句话时常挂在嘴边。

沈小波毕业于湖北省医学院（现武汉大学医学部），参加工作20余年，之前一直是一名内科医生，五年前被调到院前急救管理岗。这实际上是一个急救站“大家长”的角色。

疫情发生后，沈小波就住在了医院，两个急救站来回奔波。他不仅要为团队协调防护物资，因为岱山急救站没有食堂，沈小波有时还得为一线人员炒菜送饭。但最让他担心的，是团队人员的士气和防护技能培训。

“把大家的情绪安定下来，然后我来教方法。”1月17日，沈小波与岱山站每一位一线人员都进行了谈话，又盯着所有人练习穿脱防护服。那天，他重新宣布了几个纪律：防护服必须脱在外面，工作服和外套也必须挂在外面——“当我们把病毒梯度慢慢降低，我们防护服哪怕差一点都不重要。”

“我怕不怕？我一样怕。”沈小波心直口快：“不能把医生架在一个道德高地，我们选择冲上去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医生确实是为了救死扶伤，也有人可能是为了饭碗。还有的人为了不让别人说自己是胆小鬼。我大学微信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如果）当了逃兵怎么去面对这些同学？”

沈小波的这个谈话起到了关键作用，岱山急救站在此后的运行中，一直保持了人员零感染的记录，“他们后来龙潭虎穴都去过了”。

质量最好的防护服，被沈小波分配给了转运新冠肺炎病人的人员使用。事实上，第一次转运病人时，沈小波选择亲自跟车，“这个就是工作，如果有人不愿意去，那我就带他去。我跟他讲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金银潭，把这个病人送到抢救病房，然后再出来”。

“但我们进之前，要先退一步，想一想自己身上（防护）搞好了没有。不要先想怕不敢进去。如果因为（心里）被害怕占据，动作一定会不规范。”沈小波补充说，“也不要想着立功，冲啊那种。要想着怎样能让自己被感染率最小”。

武汉岱山急救站医护人员完成急救任务回到驻地，正在进行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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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后悔药”

最后一次采访沈小波，是3月的最后一天。“如果是月初，就要忙着整理需要上报的材料等工作。”这些工作都要这位急救站“大家长”亲力亲为。

3月份，随着疫情拐点的来临，沈小波负责的两个急救站工作任务已经没有2月时那么繁重，现在他有时间来回顾自己在疫情中的得失。“满分100，最多给自己打个60就差不多了，疫情初期确实我们倒下了三个（医护人员）。我们的能力也有限，不是外界想象的有那么大能量。”

如果重来一次，是不是能做得更多？健谈的沈小波突然沉默，猛喝了一口浓茶，“我们选择了沉默。如果再来一次，这个我会努力一下”。“其他的我们也是按部就班，按照书上的或者其他科学范式来做的防护，所以说这个也不可能变。”

沈小波回忆起1月份，当疫情突然袭击武汉，他看到大量病人去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排队“一床难求”，也感到无力。作为一名有过抗击SARS经验的医生，他清楚地知道防疫重点在哪里——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说‘封城’的那一天我哭了，我们（武汉）终于走上了正轨，无论此前怎么摇摆一定会走向疫情控制的那一天。”沈小波谈及。“（封城）虽然很痛苦，不‘封城’行不行？也可以！但是还是要病人一个个拎出来隔离。这样工作量会更大。”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次年轻人抗疫，其实主力是护士。我对护士的想法改变很多，对医生的想法也改变很多。”沈小波说。

“有时候我自己就想，我病了，我会把自己托付给谁？”干了五年院前急救后，沈小波这次想重回科室。“这次疫情结束后，我跟院长去谈，我还想去当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