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对话战“疫”一线医生：我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小杨不是第一个在疫情中感染的医护人员，也不是最后一个。”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蔡毅说道。

2019年底与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袭来。战“疫”前线，大量医务工作者在一线与病毒进行一场战役。他们，是坚强的战士。超负荷轮转的他们，护具在脸上勒出深深痕迹，有的人已经感染病毒。难怪有医护人员在奔赴武汉前，给出的前提是不要告诉家人。但在心里柔软的一面，是他们也为自己的感染哭泣，为自己的一声咳嗽担心。

这坚强与柔软都记录在他们写下的这一篇篇战“疫”记录中。从这些记录中，我们看到真实的现场，了解到治疗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读出一份守望春暖花开的信心。

武汉一线急诊科：医护人员轮流摘口罩吃饭

对话者：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夏剑

新冠肺炎疑似患者人数巨大之后，试剂盒消耗量很大，所以没办法保证所有人都能一来就采样，有检测结果。每天都是按预约来，为什么要预约？因为量太大了，试剂盒已经供不上了。

好多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有一定隐蔽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非常准确地分诊到发热门诊。有些已经出现重症，呼衰，心衰，心跳都快停了，往哪放。还不是只有先到抢救室，抢救室一查这个人就有病毒肺，这时抢救室可能已经被污染了。

抢救室里面躺的是新冠病毒肺炎患者，观察室里面躺着的也是，隔离病房里躺着的还是，其他疾病患者来了往哪里放？没有地方放。我们建议这些高度疑似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应该到定点医院。不到定点医院，就把其他疾病患者的生存空间压缩了。

目前，人员配置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人，然后加上其他来支援的几个人，应该有七八十个人。但是已经有不少确诊隔离了，人员又下降了。急诊这块，我想应该不光我们医院，可能在很多医院都在减员，因为跟有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人待的时间久，不感染才怪。

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被隔离，到了一个时间点，他们都会有这种恐慌情绪，包括我。但是我不能怕，作为领导，这时候要想到科室的稳定，稳定军心，军心一散就要出大问题。我们在集体查核酸，如果两次都是阴性的话，基本上可以考虑返岗。她们两个戴着口罩是不能吃饭的，只能一个人吃饭，不能两个人同时把口罩摘掉。

我们也在网上请求大家募捐，包括我在海外的同学、老师，以个人渠道募捐，但募捐的（东西）什么时候能来就不知道了。如果按正常标准穿防护服，一是待久之后，自己喘气很厉害，做事完全走不动；二是防护服也没那么多供应。我们隔离病房护理的重症病人很多。医护人员基本上待几个小时就感觉很难受。但是又不能消耗（太多耗材），所以就尽量待久点。目前也没其他好的解决办法。

“老兵”请缨出征：报名去一线就有被感染风险

对话者：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蔡毅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因为在医学院学习没能去到一线，一直觉得是个遗憾，这次疫情暴发后，包括我在内很多医护人员都是主动报名去一线。医生上前线，就像军人上战场，既是使命也是荣誉。有上战场的机会，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同时也是自我价值的体现。

来到疫情一线前，我在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工作，疫情暴发后，我们留了一位年纪大的同事“看家”，其余人都上阵。我们的疼痛科门诊已经关闭，全员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我相信所有医护人员都清楚，既然报名去了一线，就有被感染的风险。一直以来，无论是新闻报道里被感染的医护人员，还是我身边的人，被感染的案例非常多。但是看到小杨（感染的护士）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在疫情暴发时第一批报名来到一线，又因为感染而害怕哭泣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矛盾。

除了小杨，这十多天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现在转院去火神山医院的患者。这位患者在微信群里哭着说，在治疗的十几天里已经跟我们建立起了感情，不太舍得走。因为我原来是在疼痛科，接触的都不是要命的事情，病人给我送锦旗的有，但才来十来天的患者和我们分开就会有哭这种感觉，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没遇到过的。病人和医护建立起来的这种像战友一样的感情，我这次才体会到。

护士小杨和她的父亲目前已经被中心医院收治，病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小杨不是第一个在疫情中感染的医护人员，也不是最后一个，唯有尽早将疫情控制住，才能换回更多普通人及医护人员的平安。

有很多人问我，全国感染新冠肺炎的确诊病死率为2.1%，湖北省的病死率为3.1%，武汉市的病死率为4.9%。在我看来这一死亡率是偏高的。一方面是由于前期核酸试剂短缺等，有部分患者没能得到确诊；另一方面，从一线情况来看，假阴性的情况太多。

我说这点的目的是想强调，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也许没有那么高。但我还是想说，武汉一定要继续封城，市内的也不要出来，避免造成交叉感染，这是目前防控工作的重点。

疲劳作战的放射科医生：面对病人时，我没时间去考虑怕不怕死的问题

对话者：武汉市某定点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

农历大年二十九，我们医院被确定为武汉市中心城区发热患者定点收治医院，全院进入忙碌状态。急诊科我不清楚，就说放射科的技师，大年三十和初一平均一天看的CT片有500多张，平时也要看200~300张。

那时候的情形，有个急诊科同事的日记写得很清楚——那几天门诊大厅人声鼎沸，6个诊室门前排起长龙，发热门诊是24小时不歇诊，但仿佛就是有看不完的病人、接不完的诊。

急诊科的走廊两头都住满了留观的病人和家属，由于床位紧张，没有板凳，人们或站、或坐，有的甚至就着被子躺在地上。抢救室里的重症病人，虽然都上了氧，但仍都大口喘气。由于病房没有床位、呼吸机，又无法转到别的医院去，这些重症病人只能在门诊急救室里给予输液、给氧等对症治疗。

病人看病排队几个小时、拍CT几个小时，极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还不知道谁会传染给谁，就连医务人员也很难时刻做到有效隔离，我们科室就出现了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科室人手不太够，得不到休息，都在过度疲劳作战。如果连技师都倒下了，谁来给病人看病？现在我们在培训全院的技师岗位人员，希望能补充人手。如果有志愿者这条畅通渠道，武汉市所有的医院才能保持眼中的希望、心中的一点火光。

2月3日，中南医院张教授（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张笑春）呼吁别再迷信核酸检测，强烈推荐CT影像作为目前2019-nCoV肺炎（诊断）的主要依据。我们科室的胸部CT片子中50%以上显示为阳性，我建议用影像替代核酸检测，阳性率比较高。

前几天有个急诊科护士长对媒体说，你说我不怕死，我不知道别人怕不怕，我可以说我真的不怕，我是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的职业道德让我们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只能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社区医院医生见证战“疫”升级：现在防护用品可以一天一换了

对话者：武汉一大中型社区医院医生

去年12月30日，我们院长说要去区卫健委开个紧急会议，回来后告诉我们：武汉发现不明原因的肺部感染情况，有7例是重症肺炎病例，而且一家四口出现同样症状，需要采取疾控措施。12月31日起，我们医院就开设了发热门诊，三个医生轮流排班。一开始大家只是觉得增设了一个部门，没有感到异常，很快上级医院就发布一个发热分诊预检措施。

我从（2020年）1月3日开始戴口罩出行，但地铁上没有一个人戴，嘈杂得很，别人可能还觉得我很奇怪。我有很多同学在大医院，1月12日左右，听说他们有医护人员受感染，就要求穿隔离服。15日，形势就非常严峻了，地铁上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的讲话，成为新冠肺炎的分水岭。

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最开始没有用过正宗的N95，防雾型护目镜、防护服也是到处“化缘”而来，更不要说每天穿新的一次性防护服。

现在我们院长基本上每天就忙两件事，一是筹措物资，前两天见底了就去街道办要，这是持久战，二是协调病人转到上级医院。

最开始我们防护服紧张，只要没有接触过疑似病例就会用紫外线消毒一晚，第二天再穿。但是现在防护用品可以一天一换。

上班时不敢喝水都是常态。我们一次上6个小时，我上班前不喝水，憋6个小时以后下班了喝。我们因为社区医疗机构还需要把疑似病人从家中转送到上一级的定点发热医院，所以值班时还需要24小时待命。

常在一线接触病人，我也会感到恐慌，前几天突然咽喉不适，我就在想是不是自己中招了，幸好，后来吃了一点药、多喝水症状又缓解了。

从防控角度来说，必须要从隔离污染源、保护易感人群和切断传播途径三方面齐头并进。相信全国人民和武汉人能共同赢下这场战役。

医生建言

“希望这个疫情随着气温转暖快点过去，因为SARS的时候就是气温上升后来了拐点，一旦天气热起来感染人数一下子下去了，病毒也就销声匿迹了。”——冠状病毒的老对手周宇麒医生

“结束恐慌，死亡率不是恐慌中我们自己认为的那样高，虽然传染性强，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它终将下降，直到消灭或战胜。从无序，到渐渐找出某种规律，再到有序，总会有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某些地方可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各方都在努力，我想，病毒终将会过去。”——武汉市某定点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也许没有那么高。但我还是想强调武汉一定要继续封，市内的也不要出来流动，避免造成交叉感染，这还是目前防控工作的重点。”——去过汶川、正与新冠病毒交手的蔡毅医生

记者手记

和他们一起等待满树樱花

每经记者 陈星 每经编辑 文多

在记者与其中一位医生的几次电话沟通中，他数次因为要接听科室、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电话而被迫中断交流。

忙与累，是这些一线医护人员早已习以为常的日常，而无论是呼吁坚持自行隔离，还是继续在一线坚持诊疗工作，都是他们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的点滴努力。

在采访中，他们的声音透露着些许无奈和疲惫。但有的医生也会因为讲到一些趣事，而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这样的乐观、坚强与自我调节，相信正是这群白衣战士能够坚守岗位的秘诀。

2月4日，立春，希望这些勇敢坚守的医护人员能够与坚持抗击疫情的武汉人一起，早日看到春日来临时的满树樱花。

封面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