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抗击疫情的关键在哪？| 访谈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仍在不断增加。根据国家卫健委2日通报，截至2月1日24时，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病例2590例，累计确诊14380例。

一个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应该包括常态化社会治理和非常态社会应急治理两大部分。其中，因细菌、病毒引发的各类瘟疫，是人类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典型应急治理案例。

17年前肆虐中国多个城市的非典疫情，触动并引发了中国公共应急治理体制的改革，也唤醒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而当下，武汉发生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更加凶猛，防范形势严峻。

有舆论认为，武汉未能在第一时间将新型冠状病毒封死在最小的范围内，导致疫情蔓延，造成今日沉重代价和高昂社会成本，是一记警钟也是一次沉痛的教训。

痛定思痛，对于类似武汉这样的超大城市而言，应该如何应对以疫情为代表的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田莉看来，“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环境，尤其是公共空间的环境品质进行监控，对其健康影响进行评估，防患于未然，是事半功倍之策。而在疫情发生后，应依据城市规划空间信息系统，科学划分防疫片区，配合“分级诊疗”，保障后勤供应。”

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作为一名研究空间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学者，田莉建议，未来我国一定要强化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合作，发挥空间治理对公共健康的支持作用。

强化跨学科合作

Q1: 针对此次疫情的爆发，从城市空间治理的角度看，其对公共健康水平的影响如何？

田莉：我们讲的城市空间治理，是对空间资源和要素的使用、收益、分配的系统协调过程，它通过很多渠道影响公共健康。

一方面，空间治理会影响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水和土壤环境品质，因而影响公共健康。比如有污染的工业会释放有毒气体、污染水源和土壤，因此必须远离生活区。其次，居民个体的生活环境如开放空间、道路交通环境、街道环境、当地饮食环境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健康。

以此次新冠肺炎为例，在疫情蔓延过程中，作为集中发生地之一的华南海鲜市场，占据汉口火车站旁的黄金区位。其非法的野味交易和恶劣的环境，缺失的检疫证明、生意兴隆下的脏乱差、屡传拆除而难拆的现状，为病毒的侵袭提供了入口。其地处火车站旁的区位，又为疫情的蔓延提供了渠道。

Q2: 当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整体水平如何？是否存在一些短板？

田莉：严格来说，我国城市当前更多的是“空间管理”而非“空间治理”。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特点，借助政府、社会、市场、民众等多元力量，协同共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但是，在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管理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力量相对薄弱，社区和公众的参与有限，基本上依靠行政主导。如果行政管治层面出现问题，就会缺乏补救机制，造成严重后果。在这次疫情爆发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Q3: 在城市空间规划的过程中，是否有方式降低传染病在城市快速传播的可能？

田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可以通过土地利用、公共设施和道路交通系统等环境要素的布局和优化，降低污染暴露程度，再从个体行为上引导居民进行体力活动，以及大众对健康食物的选择，从而来影响公共健康。

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环境，尤其是公共空间的环境品质进行监控，对其健康影响进行评估，防患于未然，是事半功倍之策。而在传染病发生后，依据城市规划空间信息系统，科学划分防疫片区，配合“分级诊疗”，保障后勤供应，都是十分有益的。

未来我国一定要强化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合作，发挥空间治理对公共健康的支持作用。实际上，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有着深厚的渊源，两者均是为了应对19世纪中叶西方城市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而诞生的学科门类。

例如19世纪中后期伦敦霍乱流行，与城市中采用明渠排污有很大的关系，后采用封闭的给水排水系统，确保干净的水源，最后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建设“分级诊疗”体系

Q4: 如何评估一个公共环境是否存在健康隐患？当下国内城市相关实践情况如何？

田莉：评估公共环境是否健康可以采用健康影响评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HIA）工具。近十年来，健康影响评估作为一种新兴的分析工具在一些发达国家引起关注。

其评估的内容包括评价有害场地的环境暴露；评估环境暴露可能导致的潜在不利健康影响；在科学评价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保护公众健康行动措施；指导公众参与健康影响评价并对他们关心的问题做出回应等。

这需要建构相应的机构如健康影响评估实施小组，获取相关数据，并遵守严格的程序。目前，我国暂时还未有城市开展相关实践。

Q5：公共环境的综合整治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当下面临的难点和短板在哪里？

田莉：公共环境的综合整治，安全和卫生标准是底线，当然美观和实用亦十分重要，总之应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

目前的短板是缺少跨专业和跨部门的合作，如规划管理部门和卫生管理部门的通力合作缺乏，公众的参与和监督缺乏，这也是目前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

Q6: 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方面有什么建议？尤其目前基层医院病人少、大医院虹吸效应强的情况下，怎样把社区医院与社会公共健康治理结合起来？

田莉：提升社区在应对公共健康问题上的能力，主要还是及时控制传染源、加强信息共事与风险沟通、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播媒介等。

强化社区医院的能力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建设。由于长期以来对“分级诊疗”的忽视，我国社区医院的技术水平和硬件设备与大医院具有一定差距。

对我国而言，历经此次公共卫生事件，未来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来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提升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迫在眉睫又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