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应急反应务必跟上新型肺炎的“节奏”

每经评论员 胥帅

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1月20日24时，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291例，累计报告疑似病例54例。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739人，已解除医学观察817人，尚有92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1月20日下午，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答记者问时肯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会人传人。据人民日报消息，武汉市已对进出武汉人员加强管控。

新型肺炎疫情目前虽然可防可控，但总体形势看上去也比较严峻。从2019年12月底到现在，官方通报疫情的措辞从开始的“未见明显人传人”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最后再到“人传人”。权威部门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路径的判断从或然性转为更精准和肯定的研究结论。

这一明显的措辞变化和疫情发展、调查深入、病例增多等方方面面因素有关。医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证性，病例的数量和个体特征越多，对疾病判断的结果就会越精准。疫情发生的早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科学医疗研判尚在进行，权威部门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表态理应慎之又慎。因为，政府部门的肯定性结论意味着有明确的目标取向，基于政府预估后果采取相应的决策，将涉及调配众多社会资源与人口流动限制等方面的举措。

随着国家卫健委专家组调查的深入，我们可以看到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措施已在不断升级。

而事情演进的过程中，即便权威部门频繁更新疫情通报，部分民众仍带有“反权威”倾向。有一种怀疑论倾向认为官方在玩文字游戏，甚至于有瞒报、不报疫情等行为。这其实就是民众对信息不信任的一种表现。

为何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基于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信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虽然当地部门几乎每天都在官网更新信息，包含新增病例、病人性别、年龄等内容。但由于官方信息有严谨、客观、准确表达事实的要求，这些信息的数量就显得相对有限和缺乏细节。

这类传染性事件中，人们担心公共安全出现“墨菲定律”，即最小可能性危险演变为事实危机。切身的生命健康是民众最为关注的，这一自利的动机会引发同理心。未知的迷雾里，人们对后果往往会有更坏的打算，恐惧驱使他们去搜索更多、更清楚、更确切的信息。微博、知乎、微信等平台形成了信息流通的公共地带，满足了民众在特殊情境获取信息的欲望。

WHO对新型肺炎的建议以及境外的肺炎病例等最早在微博、知乎等平台“裂变”传播，这符合人性面对公共安全事件的心理需要。相较公共平台不断涌现的关于新型肺炎的最新进展，权威部门的信息反应频率很难跟上网民的信息需求节奏。因为非瞬时和单向的信息传播特点，每一次官方通报最新信息后，就会造成一个信息空缺的“真空期”。在这一“真空期”，公共地带反而有充足的信息供给，民众自然会形成对非权威信息渠道的路径依赖。

当然，大量的信息在公共平台传播，免不了会出现真真假假、虚实难辨的内容。人们会对发生的事实进行因果联系式的逻辑处理，当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图文时，人们倾向于想象恐慌。譬如之前流传出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发烧病例，病史上有途经武汉时下车停留的信息。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后发现，患者只是普通的细菌性肺炎，非病毒引起。

这一信息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显得如此突出，权威部门不断更新最近的肺炎信息，但民众却宁愿相信有正面或负面、或传言、或谣言的公共地带。权威部门的信息传播是低频率、单向、权威的传播机制，公共地带则是高频率、双向、瞬时的反馈机制，它们就像走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形成了传播规律的“双轨制”。

最近，钟南山坐镇武汉并对外公开新型肺炎的信息，用人格信用搭建起了官方权威信息的信任机制。随着新型肺炎事态的演进，我们必须疏导信息传播机制，这是引导民众预期、提振信心、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关键。需要满足民众获取信息的欲望，更需要让权威的信息成为重大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供给。

两种信息机制的“并轨”刻不容缓，我们需要建立有极高弹性、及时反馈应对的信息应急机制，以快速适应事情的外部发展变化。正如当年的“非典”催生新闻发言人制度，现在，我们需要建立移动互联网公共领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譬如：权威部门设置专门的疫情反馈平台，重点针对传播量大的信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增设新闻发言人，定时公布最新的调查进展；及时公布个例的临床进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