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老二地位将被中部取代？

近期公布的三季报，应该是最后一次由各省区市统计局核算本地区GDP了。

根据官方说法，国家统计局将从2020年开始实施统一核算改革，这也意味着，实行了20多年的GDP分级核算制度将画上句号。

照例，我们先来看看31个省区市今年前三季度的表现：

东部地区依旧强势，经济总量前十强中占据六席，其中，广东以7.72万亿元的成绩居全国首位；

中部崛起势头明显，六省份GDP增速均高于全国水平，江西以8.6%的增速领跑；同时，河南、湖北、湖南登上经济总量十强榜单；

西部地区包揽GDP增速前三甲，其中云南增速达到8.8%，全国第一；在总量榜上，仅有四川一家排在前十强之列；

东北则面临更大的发展压力，吉林GDP增速只有1.8%，是唯一一个增速未超过4%的省份，其省会长春“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增速为零。

区域分化还在继续。

上周五，城叔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探讨面向现代化的新型城镇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旧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据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东部地区将快速提升，中部地区将逐步赶上，而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第二的地位将被中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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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太一样。

清华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表示，1949年以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并联式地往前推进”，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面对的问题和矛盾的复杂度一定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用一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来推进这个事情，而需要更广泛的跨行业的、大数据的支撑。”在他看来，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三重力量推动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在全球并不多见。

放到区域板块上来看，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区域差异也一直存在。

“原来是‘北高南低’，东北最高，到了2017年，可以明显看到吉林、黑龙江已经不那么高了，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李国平表示，区域经济的差异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改变了城镇化格局。

五条直线从上到下分别代表东北、东部、全国、中部和西部城镇化率（图据李国平现场演讲）

根据公开可查的数据（2005年以来），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曾一度全国领先，2009年被东部地区超过，近年来城镇化率增长放缓。

而基于泰尔指数（图中柱状部分）在不断变小，李国平表示，地区间的差距在收敛，四个区域可能会趋向某一个点，“最后大家长得都差不多。”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省市区间的城镇化差异趋于缩小，李国平认为，到2050年，东部地区还是会持续领先，东北会缓慢上升，而中部地区增速非常快，“也许到2026年前后，中部的城市化水平会超过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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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上讲，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成正比，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也会带来城镇化水平的上升。

这就可以解释东北为什么“高开低走”。

作为“共和国长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的1957年，东三省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高达13.9%，到1978年，这一比重仍保持在13.3%；而到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前的2000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9.7%；去年，该比重进一步下降，仅为6.3%。（《新中国城镇化发展70年》，蔡昉等著）

根据李国平团队的研究，从1952年~2015年分地区GDP分布情况看，中部和西部的份额增加了，东部略微下降，而东北下降最多。

这其中，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前，更强调均衡发展，特别是考虑到国际环境，启动了“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后，强调沿海率先发展，当时叫东部沿海开放战略；2000年左右开始西部大开发，强调东中西部的相对均衡……

“2006年左右，东部的份额开始下降，但这两年有所回升。在这个过程中，中部和西部上来了，但是东北的份额还是在持续下降。”李国平解释说，“这个时候出现区域分化的问题相对比较明显。”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看来，中国区域差距的变化，不光是区域政策决定的，实际上还与全球的经济、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当时的宏观经济结构等有关。

她分析说，各省的增长不仅受到本省的消费投资出口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他省的（消费投资出口）的间接影响。而与消费相比，投资和出口的波动更大，相应成为区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若进一步划分，如珠三角、长三角，属于更多依靠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像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则属于更多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李善同特别提到辽宁，对本省投资（直接）和他省投资（间接）的依赖性都很强，其贸易增加值主要包含在各省的重化工业产品的贸易之中，最主要的来源是金属冶炼和制品业以及机械和交通设备制造业。

在她看来，“东北现象”并非“东北”特有的问题。这些年，投资对区域经济影响很大，也是导致南北差距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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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强北弱，正不断扩大。

诚如尹稚所言，东北的问题，不仅在经济，还有人口。我们此前也分析过，老龄化、人口流出对东北未来的影响，在此不再赘述。

回到城镇化本身，李国平表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城市人口在增加，乡村人口跑到别的地方，“这头增，那头减”。如果一头不增、一头减少，“这个速度就会慢一些”。

李国平说，改革开放初期，人人都想进城，想变城市户口，“八九十年代，我们考大学的动机是不当农民”，而如今，农民进城的欲望在减退，流动人口则更倾向于进入大城市，“如果本地没有大城市支撑，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东北需要“大城市”。

我们对比了一下中部地区几个主要城市和东北主要城市去年的情况，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大连、长春为户籍人口数据；武汉、合肥、哈尔滨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公报）

用李国平的话说，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挡都挡不住。

尹稚则表示，创新能力与城市规模有非常直接的正向关系，如果达不到一定的人口密度，不可能产生有效的创新行为。

面对各大城市层出不穷的“抢人”策略，东北的紧迫感或许更强。

无论是地方主政者在各大场合的表态，还是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亲身实践，都在释放一种向好的信号。用此前辽宁省长唐一军的话说，辽宁经济走出了最困难的时期，开始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进入了平稳健康发展的轨道。

而城叔以为，进入城镇化下半场，“人”比以往更懂得用脚投票，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会没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