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为什么需要大剧院？

悉尼歌剧院 图片来源：摄图网

去年10月，一场“城市保卫战”在悉尼打响。“战场”在拥有数十年历史的悉尼歌剧院——抗议者围在滨海湾附近，他们面前原本白色的贝壳建筑，被投上“全球最赚钱”的“巅峰杯”赛马比赛光影海报。人们举起“Our House”的招牌，拒绝城市地标被沦为商业“广告牌”。

无论以何种形式，剧院对城市的意义似乎正变得空前重要。一组今年稍早的数据显示：

在中国，各地兴建、改建剧场达到2143家；而投资达数亿元的大剧院，则达到40多家。

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同摩天轮、美术馆一样，对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而言，大剧院都已然成为一种“标配”。

10月11日，随着经典歌剧《图兰朵》上演，全新落成的四川大剧院正式开门“迎客”。据当地媒体报道，除去近期相继首演的成都城市音乐厅、凤凰山露天音乐广场、五粮液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成都还在推进交子（城南）艺术中心、成都大剧院等剧院规划建设。这也被认为是成都弥补文化基础设施短板，打造国际音乐之都的重要步骤。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第一任总监列奥波德·达姆罗什曾说：“要想知道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看看它的剧院就可以了。”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歌剧爱好者“朝圣”，悉尼歌剧院更是成为城市“金字招牌”……但在此之后，那些心怀希望、豪掷千金的城市，是否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悉尼歌剧院”？

“养不起”的剧院

2016年，国家大剧院举办首届中国剧院管理论坛。会场内，指挥家陈佐湟亮出一组数据：除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其他地区专业剧场利用率普遍偏低，年均演出场次只有58场；而会场外，在新建深圳歌剧院的规划下，宝安、福田、南山多个区纷纷选出好地，只为争抢落户机会。

经营亏损的“冷水”，从来都无法浇熄中国城市建设剧院的热情。

自1998年上海大剧院建成并投用以来，以国际指标建造的城市大剧院，开始在国内四处开花。东莞玉兰大剧院、武汉琴台音乐厅、青岛大剧院等剧院先后落成，特别是2008年国家大剧院建成，让大剧院更多了一种彰显一省或一市文化地位的意味。

有人统计，到今年初，各地兴建、改建剧场达到2143家。其中，不少是以省份或城市冠名的大剧院。

在剧院诞生之初，盈利就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以上海大剧院为例，为实现“自负盈亏”，其可谓绞尽脑汁。该院院长张哲此前指出，没有一个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来上海大剧院演出是能让剧院赚钱的，“几乎都是往里贴钱，贴得多的上百万元，贴得少的也得一二十万元”。因此，只能在运营方面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补贴。

回顾过去20年，中国剧院几乎一直在“拉扯”下发展——一边是各个城市剧院快速涌现，一边是越来越大的盈利“窟窿”。

到今年初，有媒体统计，中国平均每个剧院每年上演的剧目已下降到不满50场，一年至少有300天都在空置。还有统计显示，中国9成大剧院都无法实现盈亏平衡。

剧院高昂的经营成本，确实无法不引人重视。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教学实习演出中心主任马述智调研发现，大型制作剧院一年要消耗8-20亿元不等，最多的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每年3亿美元开销。

为弥补剧院开支缺口，各地政府在新建剧院的同时，不得不提供更多补贴。马述智得到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一些剧院的收益中，政府补贴占比甚至高达50%。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城市的剧院数量已经过剩了？有专家对城市人均剧场占有量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果恰恰相反。

纽约常住人口853万人，剧场多达643个；这两个数字，在伦敦是979万人、241个剧场，在巴黎则是248万人，353个剧场。反观中国，即便在演艺市场较为发达、场馆建设较为成熟的上海，2423.78万常住人口也仅享有152个剧场，远未达到世界城市水准。

“歌剧院效应”

在现有市场水平下，城市到底应不应该建设更多新剧院？换句话说，城市建设新剧院，是否应该首先考虑市场？

《大西洋月刊》旗下Citylab联合创始人Richard Florida发现，歌剧院的建设，与城市高净值人群数量并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在不少欧洲城市，歌剧院设立之初，并没有足够大的消费市场支撑其运营。但歌剧院却往往成为市民结构变化的转折点——它吸引了更多“高人力资本价值”就业者，这被Florida称为“歌剧院效应”。

巴洛克时期的欧洲传统歌剧院，扮演了吸引财富与人流的重要角色。在巴赫诞生的图灵根地区，22个不同的王宫都有自己的乐团与合唱团，更富裕的王宫还建造了歌剧院。歌剧院并不意味着所在区域的富裕程度，它们大多难以盈利、在赤字状态下发展。但他们却成功吸引了高工资技工的聚集，最终构成工业革命的人力基础。

与主题乐园、摩天轮等游乐设施不同，各类剧院倾向于吸引对艺术有一定鉴赏能力、有更高消费能力的人群。而剧院通常是高雅艺术聚集的场所，这又能够改变城市的对外形象，从而让更多对生活环境有要求的人，找到符合其预期的生活环境。

甚至有城市尝试以剧院“抢人”。在西班牙，受“缺人”所困的梅迪纳塞利等城市，将废弃的古建筑用作歌剧表演。去年，德国汉堡新建的易北爱乐音乐厅，一年接待参观者突破400万人次，汉堡市长奥拉夫·舒尔茨直言，“这座神奇的建筑彻底改变了汉堡在全球的形象”。

不过，在张哲看来，一些地区想通过剧院带动文化发展，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剧院仍然要靠人气烘托，应该建在人气最旺的地方，比如市中心。

“歌剧院效应”能否有效发挥，的确不是一所剧院能够决定的。它往往还会牵扯到许多其他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氛围。

在伦敦西区，沿街两侧各种风格的剧院建筑，构成了一道独特风景线。恢弘大气的女王陛下剧院（Her Majesty’s Theatre）与《歌剧魅影》相得益彰，皇后剧院（Queen’s Theatre）外墙面的举旗者，暗示了《悲惨世界》的故事情节，还有兰心剧院的《狮子王》、阿波罗维多利亚剧院(Apollo Victoria Theatre)的《魔法坏女巫》——每个剧院背后就是一出成功的剧目。

早在1998年，伦敦商学院、MORI调研机构Wyndham Report就有调查显示，在伦敦西区看戏的观众，15%会留宿，70%的观众会在附近就餐，从而维持了当地5000家酒店正常运转，1.5万家餐馆营业，由此带来的总经济价值超过10亿英镑。

密集的“剧院群”，并不会因为竞争而此消彼长，反而共同形成区域性的文化繁荣。百老汇的成功，离不开“外百老汇”与“外外百老汇”剧院的助力。因此，对于那些寄希望于通过剧院增加吸引力的城市而言，继续增加剧院密度，也许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注入城市灵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中心，也就有属于一个时代的“剧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汉百戏俑，表明西汉时期戏曲艺术进入高峰。当时，已经出现早期的戏曲演出场所——位于长安上林苑的平乐观。张衡在《西京赋》中描述的“临迴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记录的就是当时平乐观的表演场景。

与平乐观高居庙堂之上相比，宋元杂剧的表演场所则是更加“接地气”的勾栏瓦肆。《清明上河图》所勾勒的汴京盛景中，人群聚集之处，木质栏杆围出简易戏台，杂剧、傀儡戏、影戏、杂技各成一派。戏曲文化已从宫殿渗入到市井生活当中。

清代后期，文化中心转移到开埠后的上海。1867年，由英侨集资创建的兰心大戏院，是中国最早的欧式剧场。此后，陆续建成的文明大舞台、天蟾舞台、共舞台、中国大戏院，组成老上海著名的四大京剧舞台。有资料显示，上海解放时中心城区正规戏院达110多家。当时的上海戏院天天开业，夜夜有戏，被称为“东方百老汇”。

剧院伴城市而生，剧院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发展。长安、汴京作为都城，繁荣的经济与汇聚四方的文化，为剧院诞生创造了基本条件。而上海的剧院，更是无不带有浓重的“海派文化”印记。可以说，城市文化正是剧院灵魂所在。

西方歌剧的兴盛，同样离不开其在地化的过程。据马述智介绍，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歌剧，实际上是在古希腊戏剧基础上，进行本地化再创作的产物。因此，如今看来与生活距离较远的歌剧艺术，在当时的意大利实际上是一种受到大众欢迎的艺术门类。正是这种与当地文化的贴近性，最终成就了其经久不衰。

“剧院最终应该是服务城市居民的文化场所。” 马述智说，如何让剧院符合当地文化需求非常重要。剧院的作用不仅是引进高端剧目，更需要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剧目，“就像中国戏曲在国外演出一样，中国观众始终难以像理解当地戏剧一样理解引进戏剧”。

当然，剧目创作可能会耗费更多成本，对于剧院也有更高要求。但在如何与城市特色相连接上，已有先行者展开尝试。

在短期内就收获巨大成功的易北爱乐音乐厅就是一例：建在码头仓库上的剧院，远看像一艘巨轮，突显了汉堡作为海滨港口城市的文化特质。更早前，悉尼大剧院无疑是提升城市全球知名度的佼佼者——其蓝白相映的配色、令人惊异的贝壳造型，已成为其最重要的城市标签。

德勤曾计算，仅悉尼歌剧院为整个澳大利亚带来的社会价值，就达到46亿澳元（约合人民币220亿元）。这或许也是城市痴迷于剧院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