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刘君言：解决环境问题 绿色金融能起核心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刘君言博士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韩阳 摄

9月26日下午，在由每日经济新闻于北京举行的“环境资本 赋能互动”——中国上市公司董秘对话活动闭门研讨会（环保产业专场）活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刘君言博士发表了以“绿色债券引流资金推动环保产业发展”为主题的演讲。

刘君言指出，环境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一方面，很多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依托于经济，而绿色金融能起到核心作用。

谈作用：内生化环境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企业投了很多的资金，来做污染与控制。如果这个企业没有利润，或者说，如果这个企业做了污染控制之后，变得亏损，正常的运营受到影响，他就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来做污染治理。”刘君言指出，绿色金融——即能产生环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活动，实际上起到了三个核心作用，来化解这个问题。

“第一是能够内生化环境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比如说一些环保产业能够带来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体现在盈利和收益上。负外部性，就是产生污染的行业所造成的一些环境污染和影响，怎么转化为他的一个成本。”刘君言说。

其次，绿色金融能激励和引导市场因素，特别是让社会资本涌入到清洁产业中去，来推动绿色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刘君言表示，现在一些新能源产业、新环保产业，他们的启动和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第三是推动企业和公众提升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意识。”刘君言指出，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首先要改变的是，企业不仅仅是因为政府和法规要求企业去做污染物控制才去做，而应该把这种动力内生化为企业本身的发展动力。

目前，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在进行绿色金融实践，而中国绿色金融从2016年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历经了从0到100的跨越式发展。其中，绿色债券是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2月，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债券市场2018》显示，2018年全年，符合国际绿色债券定义的中国发行额达到2103亿元（折合约312亿美元），与2017年的235亿美元相比，增速达到33%，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的全球占比达到了18%。

谈问题：需统一标准、加强信披、匹配需求

绿色债券发展得轰轰烈烈，但刘君言指出，目前整个绿色金融体系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障碍。“第一是标准问题。中国有两套现行绿色债券的标准，一套是由发改委发布的，还有一套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两套标准，它们对绿色项目的界定和监管要求其实是各有差异的。”刘君言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刘君言博士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韩阳 摄

此外，中国现行的绿色债券的认定标准较国际更为宽松，一是中国允许不超过50%的募集资金可用作一般运营，而国际标准中不应超过5%；二是对绿色的定义还存在差异，目前中国绿色债券标准中还包含了清洁煤、小水电等有争议的产业和技术。

二是信息共享的问题。刘君言表示，目前环境信息共享的通道还没有完全打通，投资机构获取企业和项目环境信息仍存在困难。“我们看到，目前很多地方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比如建设绿色项目储备库、绿色企业名录等，帮助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便捷地识别哪些是绿色的项目和项目主体。”刘君言说。

需求不匹配也是目前绿色债券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刘君言表示，在梳理各类发行期限的贴标绿债的发行数量之后，发现3年至5年期绿色债券占全部贴标绿债发行量的绝大多数，而10年期以上的债券数量较少。

“但是我们的很多产业，不管是环保产业也好，新能源产业也好，3年至5年期的债券，尚不足以满足其资金需求。中国发行的债券平均发行期限仅为5年左右，低于国际市场6.8年的平均水平。期限错配是现在企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算现在花了很大精力，通过了一些认证和评估来发行绿色债券，或者向银行去申请绿色信贷，但期限到了，如果不能够续期或者顺利回购，这部分融资成本还是要企业来承担。那么，企业是不是还愿意花这个时间、精力和成本来做这个事，我觉得这是有待考量的。”刘君言分析称。

此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发行的绿色债券相对较少，以及缺乏对未来长期风险预判也是中国绿色金融面临的问题。“我们希望看到有更多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到绿色金融发展中去。”刘君言同时强调，长期风险预判不能漏缺，“金融机构投资中对长期风险的预判，比如对气候变化、环境约束等带来的未来风险的评估，需要进一步加强。”刘君言以煤化工行业为例指出，“现在很多煤化工行业落户在西北干旱区，但这些技术耗水量和碳排放量都很大，一旦当地水资源枯竭，或者当地环境约束加强，环境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些行业面临的未来投资风险，应该说是非常严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