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的拓展新路：如何为新城赋予新角色

随着国内众多城市迅速发展，世界城市正在迈入“中国世纪”。

此前，国际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科尔尼公司）发布《2019全球城市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的综合指数排名平均得分增长速度是北美城市的3倍；而在潜力城市排名中，增长速度更是欧洲城市的3.4倍。

截止2018年，中国的“万亿俱乐部”城市已经扩容到16个。在经济体量崛起的同时，这些城市也开始放眼世界，提出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以成都为例，2017年其在《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送审稿)》中，正式提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的新目标。

当时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要打造世界城市的，还有北京、上海和广州，其定位分别是“具有广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中心城市”“卓越的全球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

世界城市应该有什么样的构架？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告诉我们，“要成为世界城市，每一个规划方案都要处理好城市病，处理好了，这个城市就是世界级的。”

随着中国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推进，在人口和产业加速集聚的过程中，城市扩张似乎已经成为必然。纵观上述提及的城市，在规划建设中，加快城市布局的调整，建设新城新区几乎是共同的选择。

在早期的观念中，新城的核心作用仅仅是为了疏解城市核心区功能产业及人口。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国城市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通往世界城市的进击之路上，新城扮演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义。

传统意义上的“疏解者”

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从本质上讲，世界城市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也是城市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统一体。目前，西方社会比较公认的四座世界城市是伦敦、纽约、巴黎、东京。

回顾它们的发展历程，城市升级往往伴随着新城的建设。1945年，英国出台《新城法》（New Town Act），并在次年掀起了长达近40年、包含28座新城的新城运动。

美国的新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英国新城运动的影响。当时美国经济正经历战后的空前繁荣时期，私人轿车的普及、高速公路的建设以及郊区良好的生活环境都促使美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在郊区生活。

无论以上哪种情况，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大城市累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各种资源紧缺、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而在国内，改革开放40年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飞速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逼近60%，同样的问题日渐显现。

拿成都来说，作为单中心城市，成都的功能高度密集在中心圈层，虹吸效应比较明显。近20年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仅2010～2015年，成都每年城市人口增长50万人，主要集中于一圈层。

根据测算，到2030年，成都市经济总量将达3.8万亿元，人口规模也将突破2200万人的承载极限。因此，在人口加速集聚的过程中，城市扩张已经成为必然。

2017年，成都在确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新目标的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牵牛鼻子的“东进”，规划范围面积3976平方公里，约占成都市域总面积的28%，远期规划总人口800万，城市常住人口740万。

由郊区化演变的“新能级”

虽然郊区化解决了大城市人口过度拥挤和产业过于密集等问题，但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诸如中心城区出现衰败等新的问题。如何平衡新城与中心城区之间的关系？巴黎的经验是发展多中心格局。

曾经一度是单中心发展的巴黎，在19世纪中后期，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开始显现出各种“大城市病”。这之后巴黎开始对城市规划进行调整：

先是在城市中心区周围10-30公里的圈层，确立了包括拉德方斯在内的9个副中心，打破原有的单中心发展模式；

后在这些副中心的南北外围，沿塞纳河、马恩河、卢瓦兹河河谷方向扩展，设立了纳塞尔、伊夫林等5个新城，形成两条平行的城市发展主轴，引导和规范城市空间的增长。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长于“快速模仿”战略的日本，在向伦敦、巴黎等西方城市借鉴建设经验后，东京大都市圈内的池袋、涩谷和新宿等原来东京的郊区城市，也被“提拔”为11个副中心。

与为城市中心提供居住环境的“睡城”、接受其辐射而发展的“卫星城”不同，这些新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探索既与当地条件相适应、又能反哺城市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

和巴黎一样，从建城至今，成都的城址、中心都未发生过迁移，西临龙门山、东缘龙泉山，位处两山之间的平原地区，是单中心发展的模式。而“东进”使成都翻越龙泉山，从“两山夹一城”变为“一山连两翼”。

着眼未来50~100年发展，“东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重心东移，培育城市的新动力。目前，“东进”一批产业发展规划、功能区总体规划等已经编制完成，包括航空航天、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重点产业。

世界级城市群的“推动者”

随着城市群、都市圈等概念被广泛使用，新城在城市群内重新定位自身，寻找与主城协同发展的方式。

其不仅可以承接大城市核心区域功能和产业疏解，而且依据其地理位置的不同，或可成为都市圈内多中心布局的一个中心，城市群内部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属于东京都市圈的琦玉和千叶正是此类——有人分析，其工业时代的增长速度就已经超过东京，因此，其实则是为城市群带来了新的资源而非单单是为东京“引流”。

同样的道理在成都的身上一样适用。东部新城的建设除了从自身发展需要考虑，背后更是：成渝相向发展的大格局。

成渝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 图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当城市群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竞争中的新单元，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部也需要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

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批复通过了《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以成都、重庆为核心，成渝城市群拥有近1亿人口和近6万亿元经济总量，覆盖共18.5平方公里面积。

和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成渝城市群算是较为特殊的一个：双核心城市群。这两个核心城市定位都是国家中心城市，都在冲击“一线城市”地位。

从全球城市群发展历史看，没有作为世界城市的核心城市，就谈不上世界级的城市群。这正是为什么成都要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远景目标。

在由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网络编制的，被认为是全球最权威的世界城市排名——《世界城市名册2018》中，成都排名已上升至71位，升至Beta+。

可以说，世界级城市群的使命，决定了成渝两地间需要构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分工协作，相向而行。而东部新城，正是“相向”发展的纽带和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