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新经济催生“人本消费社会” 成都将成新场景先行者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

热闹了半个多月的“618”终于结束，各大电商平台晒出的交易数字再次令人惊叹，从北上广深到“小镇青年”，都展现出强大的“购买力”。

而日前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上月加快了1.4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举措正在逐步落地见效。

“在拉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轮驱动中，消费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博士表示，去年以来出台的多项政策，为消费结构升级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促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夯实消费的“压舱石”作用。

在他看来，消费今后将进一步充当“压舱石”，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而且是以个性化、多样化升级方式体现，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同时，消费结构升级的内涵将发生深刻变化，大众消费的升级更多地体现在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和消费品质上。

朱克力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下称NBD）专访时表示，中国正趋近于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临界点，同时，在新经济发展时期，中国有望走出一条与传统大众型消费社会不同的、更为现代的新型道路。

“我想称之为‘人本消费社会’，也可以叫‘协同消费社会’。”朱克力说，“其本质是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新经济’相匹配的新型社会形态。”作为国家级智库专家，朱克力对成都发展寄予厚望，乐见其成“新场景先行者”并构建出新的“经济-社会范式”。

临近拐点：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前夜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NBD：有观点指出，2018年我国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76.2%，已经开始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在您看来，我国是否已经走到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拐点”？

朱克力：毋庸置疑，中国正处于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的历史大进程中，随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到达一定水平，就更加趋近于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临界点。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对拐点本身有所定义。“拐点”往往指一个相对小的周期，但通常不是一两年的短暂时间。而这个“拐点”，会随着内需的升级而完成具有历史性的转折，真正向消费型社会奋力转型。

国外发达国家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型逻辑。一般意义上的消费社会，本质在于消费的大众化，即大量过去作为高端消费品的商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也被称为大众型消费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经济上，生产能力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得以缓和；政治上，社会阶层间的矛盾也大为减少。但这种传统的大众型消费模式，一方面也带来了物质化的弊端，另一方面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问题。

与国外发达国家经历的传统大众型消费社会相比，中国在新经济发展时期，有望走出一条更为现代的新型道路，我想称之为“人本消费社会”。顾名思义，“人本消费社会”基本内核是以人为本，主要特点是尊崇共享、回归自然，重视环保与简约，注重消费品质和结果。基于新经济时代的互联网生态，在人本的内核下，人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人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与他人共同享用产品或分享服务，因此对这种新型消费模式构建的社会形态，也可以叫“协同消费社会”。

NBD：在您看来，消费型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与“美好生活”是何关系？

朱克力：中国正在由传统生产社会进入一个新型消费社会，这种新型消费社会，我们无论是命名为“人本消费社会”还是“协同消费社会”，其本质是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新经济”相匹配的新型社会形态。针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积极促进和迎来“人本消费社会”或“协同消费社会”，恰恰是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更为宽广辽阔的社会动态场景。

在经济学含义中，消费本身代表需求、具备购买力，也就是说不仅要有某种需求，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与需求相对应的购买力，这也是传统政策失灵的场域。新型消费倡导的是人本消费、协同消费、共享消费，对创新提出了很实质性的命题，因此，鼓励消费从本质上就是鼓励创新，只要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他喜爱的产品，自然会有一批具备创新能力的产品脱颖而出，为“美好社会”添砖加瓦。

跨越难关：遵循“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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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尽管各界对消费的重要性已有共识，但如何促进消费、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仍需探索。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今年以来各种“水果自由”，引发了大众对消费是否“升级”的讨论，您对此作何评价？

朱克力：必须看到，消费结构升级是一个具有基本面意义的大趋势：由生存型消费需求向发展型和享受型需求不断升级，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增速远高于食品、衣着、居住等物质消费支出增速，低品质消费需求向中高端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以线下消费方式为主逐渐向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升级。

除消费类型出现明显升级趋势外，消费升级特征和表现也更为多元和丰富，尤其是消费内容、消费品质以及消费方式等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开始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兴消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并且更加关注商品的品质、购物的体验以及其他多元化需求。

当然，局部存在的消费结构性分化或消费分级的态势，在消费类型、消费群体和消费城市上也有所体现。但这种分化仍然不构成主流性的趋势，整体上的消费结构升级依然是大势所趋。

NBD：从实际情况看，激发城乡居民消费潜力，还需破除哪些障碍？尤其是在教育、养老等高投入背景下，地方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大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朱克力：激发城乡居民消费潜力，目前还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些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跨越转型难关。为此，我建议遵循“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其中，重塑边界先“破界”、重构介质先“破介”、重建规则先“破诫”，这是“三破”；战略创新需“立志”、战术创新需“立智”、制度创新需“立制”，这是“三立”。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三破三立”，改革和创新二者不可偏废，也不会一蹴而就。

当前，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供需失衡以及较高的抚养成本导致居民边际消费下降，在“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之下，从消费供给创新、消费感知提升、消费格局营造、消费理念引导、消费环境优化等方面采取一揽子有效措施，可望最大程度缓解大众对消费的“后顾之忧”。

场景先行：调动各方力量共建消费型城市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NBD：成都最新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消费型城市。在您看来，成都此举是否符合发展规律？它对成都未来的发展有何意义？

朱克力：我了解到，成都最新提出要加快建设消费型城市，也是在意料之中。我认为，此举与近年来成都大力推进新经济发展的城市创新实践，二者之间有望形成一定的耦合关系并构建出新的“经济-社会范式”。其中，发展新经济侧重经济维度，建设消费型城市侧重社会维度。

因此，成都提出将通过多方发力“率先突破”，构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消费型社会制度机制和政策体系，我认为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城市新治理逻辑的顺势而为之举。城市主动作为，调动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消费型城市，迎接“人本消费社会”或“协同消费社会”的到来，对成都未来发展形成新经济唱主角、新动能挑大梁、新场景成气候、新治理护好航的“新经济都市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NBD：作为西部消费中心，成都的消费实力一直备受国内外品牌青睐，但随着周边城市的崛起，这种商业首位度受到一定挑战。在您看来，成都要建成“消费型社会”，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大培育力度？

朱克力：成都要建设的消费型社会必然是“人本消费社会”或“协同消费社会”，需要以“场景先行、服务市场”为基本理念，优化营商环境，向市场提供普惠式机会和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营造适应新技术趋势和新消费需求的应用场景，培育城市新经济产业，使成都逐步发展成为“产城融合”和“产才融合”的新经济城市和新经济都市圈。

成都消费市场活跃，得益于成都人独特消费理念和成都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发力新经济的“新场景先行者”，成都提出到2022年生活性服务业产业增加值将达到5000亿元并初步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积极推动消费方式多元化，引领培育新兴服务业态，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消费市场，将为建成“人本、协同”的消费型社会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