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并不知道全球贸易摩擦等近期事件何时能够解决,美联储正密切关注事件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去维持经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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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开始,美联储在芝加哥举行为期两天的《美联储在倾听(Fed Listens):货币政策策略、工具和沟通实践》系列会议。
在周二的致辞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并不知道全球贸易摩擦等近期事件何时能够解决,美联储正密切关注事件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去维持经济扩张”。
这也旋即引发市场猜测鲍威尔是在暗示未来降息的可能,美股在他讲话过程中也大幅走高,标普500指数收涨逾2%。
彭博文章提到,鲍威尔表达了“对必要时降息的开放态度”,承诺将密切关注诸多不确定性局势的进展,进而相应调整货币政策。
美国咨询Grant Thornton首席经济学家Diane Swonk也表示,鲍威尔想要对稳健的美国经济增长保持乐观,但是同时表达必要时愿意降息的观点,“触发降息的门槛正在降低”。
鲍威尔这一表态的语境到底如何?他还说了哪些?他此次讲话内容全文如下,华尔街见闻编译:
早上好,很高兴欢迎各位的到来。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正在对我们的货币政策策略、工具以及对外沟通进行历史首次公开评估,本次会议就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这里有来自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优秀专家,他们会针对货币政策如何最好的服务公众分享自己的见解。
首先,我想就贸易谈判以及其他近期事件说一下。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事件会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以及何时能够解决。目前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些动态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与往常一样,我们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去维持经济扩张,让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让通胀处于2%的目标。我今天要发表的言论,和这场会议一样,会集中围绕不管当前事件如何演进都会存在的较长期问题上。
虽然全球央行目前都在面临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不过这些挑战也并不全都是新的。事实上,早在1999年,美联储系统就曾举办过一次会议,名为“低通胀环境下的货币政策”。
当时的参与者讨论的是,在刚刚打赢对抗高通胀的战争之后涌现的新挑战。他们集中讨论了低通胀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关于如果利率降至我们现在称之为“有效下限”的水平时,美联储能够动用哪些非常规工具去支持经济增长。
在当时会议召开时,虽然日本央行 已经在和政策利率“有效下限”进行抗争,但这种情况对于美国来说似乎还遥远。这场会议在金融媒体也鲜有报道,不过路透一篇题为“Fed Conference Timingon Inflation Odd, but Useful”的文章却提到了这一遥远的风险。
当时的与会者根本想不到,仅仅10年后,世界会被严重金融危机所吞没,导致失业率飙升,全球央行纷纷集中使用新的策略、工具和沟通方式。
当下一次政策利率触及“有效下限”时——还会有下下次,大家就不会再感到意外了。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有效下限”所带来的挑战,也有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其后乱象导致的痛苦经历指导我们。面对我们所服务的公众,我们的职责是现在就采取相应措施,以便让我们在下一次面临“有效下限”时能够处于最有利地位。
目前经济仍在增长,失业率处于低位,通胀较低且稳定,所以现在是与公众就这些问题就行广泛沟通的好时机。
这次评估包括几个部分,目的都是让我们的货币政策得到仔细检视。我们也在全国举行一系列“Fed Listens”活动,以便去了解不同背景及利益诉求群体的看法。这次会议以及其他活动,都将帮助我们获取来自决策者和专家最好的思考。
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FOMC会在一系列常规会议中专门抽时间评估从这些活动中得到的教训,整个美联储体系也将提供报告支持。我们将会公开发布届时讨论的内容,同时,如果有人有兴趣参与或者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可以访问美联储委员会官网。
在讨论此次评估的细节之前,我还想集中说一下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作为参考,1999年那次会议召开时,美国经济扩张已经延续了八年,核心通胀为1.4%,失业率为4.1%,和今天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当时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自然失业率水平以及生产力增速能否加速也都让宏观经济学家困惑不已,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在面对。
和现在的一大区别在于,当时联邦基金利率是5.2%,与“有效下限”是20次25个基点降息的距离。从那时以来,外界对较长期自然利率或者说中性利率的预估降低了2-3个百分点,有些人还认为,有效利率的降幅甚至更大。更低的实际利率以及处于低位的通胀水平意味着,名义利率更低,而且如果经济下滑到来,那么利率就有更大的可能性跌至“有效下限”。
过去十年的经验表明,与“有效下限”抗争的过程通常伴随着痛苦的高失业率、缓慢的经济增长甚至是经济衰退。经济疲软给通胀带来下行压力,那会推高实际利率,并给我们支持就业增长带来更进一步的挑战。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对资源利用的紧张程度变得不那么敏感了。当失业率高企时,这种减弱的敏感性对于避免通缩而言可以说是一个福音,但也意味着最终可能需要更大程度的劳动力市场紧缩,才能使通胀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回归目标。利用货币政策对劳动力市场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来提振通胀,可能会造成金融市场或其他领域过度动荡的风险。
总而言之,利率与“有效下限”的接近程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货币政策最突出的挑战,也让许多旧的挑战具有更大的意义。举例来说,通胀的表现现在吸引了更多的关注。曾经,当名义利率处于4-5%位置时,通胀意外下行几十分之一不会引发“有效下限”的幽灵。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核心通胀现在运行在2%目标下方。在这种情况下,若通胀意外下行与以往相同的幅度,并持续下去,利率就会接近“有效下限”,那会让人不安。FOMC的同事们和我必须也确实重视这种风险,即通胀即使在经济表现强劲的情况下仍持续低位运行将会引发关于下行趋势难以遏制的通胀预期。评估工作的核心是审视我们的策略的潜在变化,这些策略旨在加强2%对称性通胀目标的可信度。
联邦基金利率“有效下限”问题也会使FOMC在实现其透明度和问责制上的努力复杂化。如同其他主要央行,美联储不受短期政治压力的影响。这种独立性让我们有责任保持透明、为公众负责。在危机期间,当政策利率触及“有效下限”,央行们诉诸于一些当时被视为创新的、未经测试的政策工具,以求实现双重任务目标。虽然这些工具现在已经不算新了,但相比于传统的央行政策措施,它们的有效性、成本和风险仍未能被很好地理解。
FOMC的同事们和我承诺,会解释为何在危机之初使用这些工具对于实现我们的双重任务而言是谨慎而有效的,以及为何像这些工具将来很有可能被再次使用。我们的审视工作是我们与公众沟通的努力的一部分。
让我更来详尽地阐述我们的审视工作,核心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1、在现有货币政策策略之下,美联储能否顺利实现他们设定的目标?还是说他们应当考虑旨在修正过去错误的通胀目标的策略?
2、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实现最大化就业,以及稳定物价这样的目标而言是否足够?是否应当扩充政策工具包?
3、如何提升FOMC的政策框架沟通和执行机制?
这些问题相当广泛,同事们和我抱着开放的心态在研究它们。我们相信,当前的货币政策框架运行得很好,没必要做出调整。事实上,这次审视工作仍处于早期阶段。
第一个问题提出了FOMC是否应该使用补偿策略来应对利率“有效下限”风险的问题。在1999年的会议上,当时的研究显示——至少研究模型显示——这样的策略可以大大降低失业率和其他“有效下限”的成本。最简单的版本是这样的:处于“有效下限”附近的利率导致通货膨胀持续不及央行目标。但如果央行承诺会有意通过刺激经济和短暂地将通胀适度推高至所设目标上方来弥补任何通胀方面的损失呢?
在这些模型中,未来的刺激措施促进了消费和投资的预期,这将大大减少利率处于”有效下限”的痛苦。政策决策者们在危机爆发之初曾经讨论过这些推理。但是,无论是美联储还是任何其他主要央行都没有选择这样的政策。为什么呢?要使这些策略发挥作用,家庭和企业就必须去冒险,可以这么说,他们需要在经济低迷时增加支出。理论上来说,基于对央行会在某个时候祭出额外刺激性措施的信心,他们会这么做,虽然这些措施可能还得等待好些年。
在模型中,央行决策者们的信心是基于假设情景而生成的。尽管这些假设生而具有美化未来的性质,但是危机期间的决策者们怀疑,他们如果作出美好未来终会来临的承诺是否真的能打动国民的心、思想和钱包。其中一些问题是:在经济衰退之前还没有打好基础——我们希望在下次衰退之前解决好这个问题。
政策制定者们也曾经高度担忧迫使FOMC采取行动这一企图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为那可能会在落实之际短期内令人不快。
有关补偿策略的研究已经开始被更加严肃地对待,人们在思考它的可靠性。但重要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了让家庭和企业接受,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可靠的、可操作的策略必须遵循与央行多年来的策略保持一致。
第二个问题是,美联储工具包所提供的刺激性措施在面临利率“有效下限”时是否足够。在美国,我们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包括前瞻指引和大规模购买长期证券。虽然人们对于这些政策的有效性看法不一,但随着它们的使用,失业率稳步下滑和通胀预期保持稳定,从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来看,总体上结果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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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这些政策为需求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支持,但它们不应当被认为是传统利率工具的完美替代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有责任全面而彻底地评测要怎样组合这些工具,才能在下一次利率处于“有效下限”时让它们很好地发挥作用。
当谈起危机期间使用过的工具时,或许,是时候取消“非常规”这种说法了。我们知道,像这些工具很有可能在将来“有效下限”来临的时候是需要以某种形式出现的,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时刻越少越好。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涉及到这些工具的有效性、成本和风险,包括那些FOMC使用过的工具以及其他尝试。在完善评估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计划必须充分利用这种不断增长的理解。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改善沟通机制,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从管理和问责制的角度讨论过。但通过对家庭和企业的预期的影响,透明度也在政策有效性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当然,这是过去几十年有关央行透明度改革的主要观点。如今,央行们公开分享了大量且还在不断增加的政策信息。但政策制定者和央行内外的评论者们有时候会质疑是否所有的透明度加起来就是有效的沟通。
著名的FOMC点阵图就是一个例子。对中值的关注就相当于强调当事情一如预期时,FOMC委员会做些什么。但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经济的基础结构以较大的、频繁的、意想不到的变化为特征的时代当中。在这种环境里,最重要的政策信息可能是关于央行在面对意料之外的情况时将做出怎样的反应,而不是毫无意外时它会怎么做。
不幸的是,有时候点阵图分散了人们对FOMC将如何应对意外的经济状况这一更重要话题的注意力。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时候,最好把点阵图中值看成是最不可能的结果。
总结下来,我很期待我们在这里的讨论,以及正在进行的审视工作。我们需要最好的工具和策略来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以一种清晰而可信的方式就它们与外界沟通。同事们和我欢迎各位集思广益。
华尔街见闻 张家伟 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