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夜经济从野蛮生长的1.0时代走向谐调多元的2.0时代,设立“夜间区长”,能不能给城市带来改观?
每经记者 朱玫洁 杨弃非 每经编辑 刘艳美
图片来源:摄图网
“不夜城”,是上海最著名的标签之一。
继上海黄浦区之后,5月23日,上海杨浦区也迎来自己的“夜间区长”。
这源于今年4月底上海发布的《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其中第一条便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制度。
截至目前,上海已有两名“夜间区长”,以及10多位“夜生活首席执行官”。
实际上,“夜间区长”并非上海独创。
去年,纽约首设夜生活办公室,负责人被称为“夜间大使”;此前,荷兰、巴黎等欧洲城市,也相继聘任“夜间市长”。他们的工作,是专门负责统筹协调夜间经济的发展。
近几年,夜经济在国内越来越受重视,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开放度、活跃度的重要指标。不过,活力蓬勃的夜间消费,也伴生一系列矛盾:被城管驱赶的摊贩、被居民投诉的酒吧、喧嚣之后的一地狼藉、除了吃喝就是KTV酒吧电影院老三样……
随着夜经济从野蛮生长的1.0时代走向谐调多元的2.0时代,设立“夜间区长”,能不能给城市带来改观?
协调“夜猫子”与“晨型人”之间的矛盾,是全世界城市治理者的共同难题。
2012年,阿姆斯特丹开始设立夜间市长——不作为其政府员工,而是充当娱乐场所、消费者、演艺人士以及居民和政府等各方的协调者。
据统计,过去几年间,全世界有超过30个城市设立类似职位,比如伦敦、巴黎、马德里、东京等。2016年,米兰还召开第一次全球夜间市长峰会。
在国内,包括北京、青岛、成都、天津、济南等多个城市在内,都提出要促进夜经济发展。而上海作为公认的“不夜城”,在夜经济创新机制上,自然是打头阵的。
根据上文提到的《意见》,“夜间区长”由各区分管区长担任,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则负责协助“夜间区长”工作。显然,把这些核心经营者与城市管理者放进一个“盘子”里,方便了夜间经济活动的统筹管理。
目前,上海已聘用的10多位“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基本都是当地夜间经济活动繁忙的相关公司管理人,比如上海新世界(集团)、上海外滩投资开发(集团)、中国新天地太平桥项目、上海豫园股份等机构相关负责人。
这样做是出于什么考虑?
作为首位“夜间区长”、黄浦区副区长陈卓夫此前曾谈到,做好放开发展和规范引导管理并重,政府要打造的是适当的夜经济环境。
黄浦区夜生活首席执行官、豫园股份总裁助理胡俊杰上岗已有一月。其对自己的定位是,“发挥好资源协调作用、为政府和业务部门搭起一座桥梁,让上海夜间经济更多元”。
实际上,更多元化的夜间消费产品供给,也是当下夜经济升级的一大体现。
此次上海特别强调,“编制夜生活集聚区发展规划……引进培育沉浸式话剧、音乐剧、歌舞剧等夜间文化艺术项目,对深夜影院、深夜书店、音乐俱乐部、驻场秀等夜间文化娱乐业态秉持包容审慎态度”。
不过,“夜上海”的灯光,也有被迫“熄灭”的时候。
去年上半年,上海著名的昌里路美食街传来停业整顿消息。一时间,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怀念吴江路、彭浦夜市与寿宁路的风潮——这些曾在深夜慰藉饥肠的夜宵“胜地”,先后因集中整治被“清理出场”。
伦敦夜间产业联盟曾撰文分析,由于夜间经济消费群体趋于年轻,并且通常被贴上“吵闹、越界”的标签,也由此引发“夜间迷思”——在一部分人愈加需要夜间经济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愈加希望其受到更强监管。
以彭浦夜市为例,这条上海北部最大的地摊集聚区,高峰时期流动设摊数量有上千家,在两条马路上绵延2公里。由于浓烟和噪音,引发周边居民巨大“反弹”。据《上观新闻》报道,2013年,上海有关部门与静安区对彭浦夜市展开整治,彭浦夜市也随之消失。
一面是“堵”,另一面则是“疏”。2014年,上海首个“正规马路夜市”——“夜食尚”夜市美食广场在宝山区绿地新都会商业广场诞生。但据《澎湃新闻》报道,不少商家搬入后,感受生意大不如前,而“流动摊贩”却更有市场。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对此并不意外。她告诉城叔,一个看起来嘈杂、混乱的市场搬到一个正规商场内,很容易出现人气骤降。“消费是一种习惯,消费者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卖场搬迁后,他们可能会因为交通不便、觉得没那么热闹、或者原来的市井感觉消失了,就不再光顾,这是一种消费心理。即便是原址搬迁,也是如此。”赵萍说。
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对城市治理能力是个巨大考验。
上海也探索出一些成功做法。比如,面对整治带来的经营下降,大沽路酒吧街在街道牵头下,开始寻求自救——酒吧同意自我限制噪音、环境影响,街道也相应放宽监管。此后,街道还引导当地74个商家成立自治委员会,最终大大减少对周边影响。
随着夜经济成为城市竞争又一“赛道”,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设立“夜间区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升政府对夜经济服务能力。如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所说,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发展夜间经济,对进一步拉动外来消费、优化营商环境有积极意义。
在赵萍看来,政府在为夜间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时,要注意规划先行。
此前,上海著名的酒吧街衡山路曾是当地的一张商业名片,生意火爆。而现在,许多店铺由于客流下滑及经营策略调整等原因撤离,新天地、田子坊等商圈分走大部分客流。
RET睿意德策略顾问部总经理陈丽琳曾分析指出,由于衡山路中段距两头的淮海路和徐家汇都较远,相对缺少人气和客流。在新区域崛起后,衡山路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
在规划层面,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杨浦区大学路。这条由业界知名的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的购物街,入口便捷,且路面较窄让车辆较少选择进入,使逛街非常方便。街道、城管部门准许商家在规定时间将桌椅摆出,大学路也因此集聚众多人气。
与此同时,在赵萍看来,发展夜间经济,城市还需要在两个方面“补短板”:一方面,随着消费水平提升,需要提供更丰富的业态,除传统美食与酒吧外,可以考虑教育、文化、娱乐、康养等业态;另一方面,要弥补制度保障短板,解决食品安全、交通不便等问题。
事实上,许多国际大都市都提出“24小时都市”的概念。
比如,伦敦2016年开通的24小时地铁服务,被认为是进一步提升伦敦夜间经济的重要手段。有媒体统计,到2018年底,该线路为伦敦贡献的经济增加值达到1.9亿英镑。而在未来十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5.4亿英镑。
统计显示,仅伦敦一个城市的夜晚,就为英国创造全国总税收的6%,甚至拯救了因网上购物冲击而没落的高街。此外,“夜经济”还为伦敦提供130万个工作岗位,年收入达660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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