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产生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所带来的老年资源开发的潜力,老年人力资本储备的潜力,老年人储备积累用于消费的动力,这些都可以转化成可持续发展的红利。
每经记者 张钟尹 每经编辑 陈星
当我们说到人口红利时,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
人口数量?人口年龄?……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在3月23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上告诉大家,研究人口红利问题实际上是探讨一国经济发展可持续的问题。
那在中国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凸显的当下,老龄化真的代表人口红利的消失吗?也许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钟尹 摄
“一般理论认为,老龄化社会没有红利可言,我不这样认为,我的结论是老龄化人口也可以有经济增长的动力,它叫长寿经济。”这是鲁昕的观点。
我们的“小朋友”2.48亿,“老朋友”比“小朋友”多了1000万,这样的人口结构,我们国家将来还有没有人口红利?
鲁昕指出,我国的人口结构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现在提出的命题是人口如何由数量型转为质量型。当前科技进步、速度加快、周期缩短,我们国家在研发、转化、应用有优势,尤其是在应用领域,中国具有较大的优势。此外,中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制度改革来获得制度红利,通过制度红利来获得人口红利。
鲁昕说,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产生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所带来的老年资源开发的潜力,老年人力资本储备的潜力,老年人储备积累用于消费的动力,这些都可以转化成可持续发展的红利。
鲁昕认为,从生产角度来看,60~65岁人口数量有0.83亿,这是可用人力资源。从社会消费角度来看,2.49亿的老人,又是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者。据统计,中国2018年养老金支出6万亿元,可用于购买消费的是4.6万亿元,这是巨大的市场。17.9%的老人仍然具有消费潜力,挖掘好了也是人口红利。
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认为,中国有能力做到未老先富,且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包括欧洲。他认为,欧洲是边老边富,中国可以实现未老先富。欧洲的收入水平比中国要低一点,新技术的应用也少一点,抚养率就是对政府财政一个重大的负面影响。
面对老龄化社会,如何利用好中老年资源?
智联招聘CEO郭盛援引数据指出,中老年资源存在着巨大的浪费,这一部分资源我们可以非常好地利用起来。中国的退休年龄还是比较早的。同时因为医疗条件的改善,到60岁以后还有很多余热可以发挥,尤其很多经验的积累是可以被利用的。
他认为,不要害怕老年社会,老年社会就在我们面前,老年人一样可以工作,发挥很多功能。而且他们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对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提升。
伊恩·戈尔丁表示,中国劳动力人群的变化和以前不一样了。老年劳动力的参与情况在中国是比较低的,老年人想要参加工作,因为人们的寿命延长了,退休年龄也延迟了。人们老了以后可以打高尔夫去休闲,但是他们还希望多工作一二十年。
郭盛提出,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日本的老年人在中国做顾问,在吸引海外老龄专家的同时,是不是我们老年的专家技能也可以再利用?
随着老龄化的出现,我国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末16岁至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口为8.97亿人,比2017年末减少470万人。同时,2018年就业人数为7.759亿人,比2017年少了约54万人。
在劳动人口、就业人口减少的同时,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的水平。
郭盛指出,在大家信心比较弱化的这个季度,我们的就业指数是1.8。一般来说1.0基本上就属于就业稳定,1.5是就业良好,我们处于就业良好的阶段。今年大家未雨绸缪,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从近期和中期来看,中国就业仍然处于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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