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前院长霍建国：培育民营企业内生动力是提升外贸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中国贸易体量迅速扩大、贸易产品结构不断升级、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40年。 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拉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序幕，此后，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相继开放，形成了分步骤、多层次、逐步开放的格局。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贸易规模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也为全球经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回顾40年的征程，中国外贸规模和结构经历了哪些变化？从强调扩大出口到主动扩大进口，未来外贸转型升级的方向在哪里？在聚焦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如何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针对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前院长、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 外贸经营权放开是做大“蛋糕”的基石 NBD：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能否分阶段谈谈我国外贸发展的过程？ 霍建国：外贸是改革开放一个有代表性的领域，所以，外贸数据的变化客观上能够验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197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规模只有300多亿元，出口额不足170亿元。而到了1990年，中国外贸的进出口额已经达到5500亿的水平。到了2000年左右，我国货物贸易规模已经突破3.9万亿。2009年以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所以说，这个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如果要分阶段的话，我认为首先是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拉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序幕。此后，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相继开放，形成了分步骤、多层次、逐步开放的格局；而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了历史新阶段，我们不仅“走出去”，也开始“引进来”；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在这个阶段，我国更加注重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NBD：我国外贸迅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霍建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通过充裕的劳动力和特区政策，大力发展“三来一补”。而这些所谓的“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在那个阶段，我国的贸易发展的很快。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在1988年进行过一次外贸体制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外贸和工贸进出口总公司和分公司脱钩，也就是允许省市公司独立经营。这项举措对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更大的改革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随着外贸经营权逐步放开，生产性大型企业从过去只能提供货源到独立开展对外贸易，共同把“蛋糕”做大，并且打破外贸垄断，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外贸规模的提升。 要培育民营企业内生动力 NBD：我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如何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呢？ 霍建国：由大向强转变，需要牢记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而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如何实现高质量开放？一方面需要毫不动摇坚持开放的理念，另一方面需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促进外贸转型升级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既可以解决国内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中高端制造业扩大利用外资的问题。 所以说，实现高质量发展、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首先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内外资企业良性竞争，互利合作。从供给端发力，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升级。 NBD：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背景下，尤其是WTO也在面临改革，您认为未来，中国外贸企业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抵御防范风险的能力？ 霍建国：增强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长期性的话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出台一项政策、创新一项技术就能解决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提升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一个重要抓手是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培育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技术进步升级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培育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 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不能单纯依靠要素资本和人口红利的优势，这种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过去，我们的外贸企业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依靠量来取胜。但这样的出口产品，往往竞争力是不强的。当前，企业更多的是直接和出口目的国对接，提供产品和服务。这给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企业要聚焦高端技术，生产出优质商品。一方面，我们通过扩大进口，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另一方面，需要培育外贸企业自身，尤其是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 我的另一个观点则是，仍然要坚持脱虚向实，振兴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制造业仍然是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基础。2017年之前，我国对外投资高速增长，但出现了很多非理性投资，虚拟投资。当前，我们的外贸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但仍然需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