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主政者”纵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8月15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大湾区建设的目标。

从概念提出至今18个月来，外界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讨论持续热烈。作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大湾区的路子应该怎么走？在坚守“一国”之本背景下，如何善用“两制”之利？粤港澳的综合优势又应如何激发？

8月22日上午，一场主题为“新坐标与新机遇”的2018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在深圳举行，包括重庆市原市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纽约市原副市长索雷斯等在内的城市“主政者”们，分享了他们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建议与构想。

区内城市如何发挥所长？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营商环境最优、创新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从运行机制看，其与世界三大湾区有着明显不同。

世界三大湾区都是在同一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下运行，而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背景下的三税区、三法律、三货币的地区，由此产生了多产业、多品种的格局，特别是经济特区等行政区划和自由贸易行政区、自由港等经济区域叠加，以科技创新、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复合了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的三大功能。

正因为如此，黄奇帆指出，“一国两制”背景下，“三个税区、三个法律管辖区、三个货币”是粤港澳湾区最大的潜力所在、动力所在、特色所在。他建议，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要坚守“一国之本”，不追求同质化。“香港经济孕育于高度的市场化环境，在金融、商贸等方面极具竞争力，超级联络人的角度突出；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深圳是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广州是辐射内地的桥梁和纽带；佛山、肇庆、将门、珠海、惠州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都是在过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黄奇帆认为，正是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制度多样性，才有效促进了人才、技术、资金的优化配置。

在王立新看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最具竞争力的当属其拥有的完整产业链。“我听到很多做人工智能的企业和学者说，他们还是觉得在深圳做人工智能产业比较好，因为研究成果和设计的产品可以在一个小时车程内很快找到所有零部件（供应）。”王立新说，“深圳既有研发优势还有制造业优势，这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

而香港在科技尤其是医疗科技方面则具有明显的优势。“整个大湾区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未来无论是在医疗科技、生物医疗，生物+AI这些领域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香港立法会议员、立法会资讯科技及通讯事务委员会主席、香港智慧城市联盟督导委员会主席葛珮帆举例说。

区域内外如何协同发展？

在“9+2”的城市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区域间的合作必不可少。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认为，一个区域性的地区要实现高效的一体化发展，特别需要高效统一的市场，使得人才、资金、创新等各类要素能在这个区域内无障碍、高效地配置。

此前，为了让各类要素进一步实现自由流动，多种空间和人才流动方案已经出台——此前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尾）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正式设立深汕特别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我们正规划一条专线高铁和高速公路直通深汕合作区，这在国内还比较罕见，我们叫飞地经济，这个地方的居民有望全部转成深圳户籍。”王立新透露。

近期，深圳宣布成立建设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领导小组，全面统筹领导合作区深圳区域开发建设工作，研究解决合作区深圳区域规划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深港交界的河套地区是深港合作的下一个重点区域。

在人才流动方面，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外界普遍认为，居住证制度将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工作等，提供更多发展空间和机遇，加强人才流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葛珮帆希望，未来还能在“怎么利用科技在流通方面做多一点。”

“大湾区能给落后地区带来什么？我们很关心，我们很期盼，我们有很多期望。”对山西省原副省长、蓝迪智库学术委员牛仁亮而言，他的关注点不仅是湾区内的合作与发展，而是能否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先试，为内陆地区积累经验，成为发展的样本。他直言，非常期望构建大湾区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廉价的住房机制，为内地提供示范。同时他建议将大湾区打造成全覆盖的、有中国特色的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可率先推进利率市场化，推进低税率、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和改革，与发达国家接轨。或者，先将香港的税负、金融体制在9+2湾区内对接，逐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大湾区自贸试验区。”

如何解决成长中的“烦恼”？

审视全球，湾区经济已经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彰显国际竞争力的新载体。事实上，就算是当前世界一流的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在“成长”过程中也曾面临过自己的烦恼。当面对问题时，他们又是如何解决的？昨天的现场，来自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的代表分享了他们的经验。

东京都前副知事青山佾表示，当前全世界城镇化的趋势已经从“效率至上”转变到了“舒适至上”，当前的城镇化重点，是要提高生活的质量和水平。“这种全世界城镇化的变化就是让人民更好地去享受生活、进行体育锻炼，并且去真正享受一个宜居的城市环境。”青山佾说。

在这样的思路转变下，东京湾区的建设尤其是地域规划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在2011年，通过东京的市政规划局为东京中心配置了更多的土地资源，而且东京湾的每个区都获得了更多土地分配。”他透露，东京规划了三条城市中心轴线，整个城市中心有不同的社区，每个社区由不同的开发商来负责，确保各个社区的信息对等，功能配合，配合当地的营商环境。“我们的经验包括，在湾区要进行完整的市政轴规划，一开始有规划才可以保证城市中心轴有着持续发展。”

“我们当时缺少经济适用房，缺少交通设施，还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这些都令人窒息。”纽约市原副市长索雷斯在论坛上回忆起纽约湾区发展时如是说。

在他看来，这些问题都需要去改变很多制度架构。“比如土地利用税收和监管的协调、协同；比如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铁路公路、航空；比如规划房屋、医保。”

索雷斯特别提到，纽约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交通模型，实现统一支付，来整合所有的交通选择，从而建立一个多点的交通系统。“目前，纽约做得还不是很好。”索雷斯直言，“深圳有非常强大的技术平台，再加上香港和整个广州，我想一定会有无缝对接的交通选择，将所有的交通方式都包括进去，让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支付方式、出行时间、交通管理等，需要有大数据技术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