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九号院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

1982年夏天，跟赵树凯一同进入九号院（指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的九号院，原国家农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等中央农村工作机构上世纪80年代曾在此办公）工作的78级毕业生有十来人，这样的成批进入，源于高层要增加愿意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农村插队青年毕业生到农研机构任职的决策背景。直到1998年秋天离开九号院，赵树凯在这里工作了16年。

“在几乎整个80年代，九号院是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中枢之地，可谓‘极一时之盛’。第一批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就在这里酝酿形成。”谈及九号院，赵树凯对诸多往事印象深刻。作为秘书处的一员，赵树凯初入九号院即参与进一系列会议、出差、汇报等活动中，传递信息、安排会议、记录会议、接听电话……忙得不可开交，经常会接到高层领导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看到高层领导转来的各种批示。

“当时切身体验到这里其实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作为亲历者，赵树凯见证了九号院鼎盛时期的辉煌。用他的话说，九号院里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曾关系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牵动着亿万农民的心。它作为昔日中国农村研究的执牛耳者，书写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华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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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院里会议不断

NBD：您当时毕业后到九号院，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对九号院有何感触？

赵树凯：1982年8月，我进入九号院工作。此前四月，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个机构合署办公，杜润生担任主任。我被分配在秘书处。

当时，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上班以后，我就参与进一系列会议、出差、汇报等活动中，切身体验到这里其实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情况汇总、问题反映、政策意见、文件起草等有关农村改革的设计推进，都是在九号院里进行。那时候，除了这个部门以外，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门里再没有其他专门的农村政策研究单位。秘书处的工作大多是传递信息、安排会议、记录会议、接听电话等，非常忙碌，经常会接到高层领导办公室来的电话，看到高层领导转来的各种批示。

二号院的会议室里会议不断，杜润生经常召集、主持各种会议，这些会议规模不等、层次不同，包括农口部长、省市领导的汇报讨论、各类专家学者座谈、来自县乡的基层官员座谈乃至机关内部工作会议等等。文印室内几个老式的打字机整日作响，各类文稿源源不断地打印装订，累得两个打字员姑娘三天两头就要哭一次鼻子。

NBD：就您的观察，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背后的故事？

赵树凯：以我有限的观察和参与所及，每个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都由一系列调研活动和若干大小会议促成。调研活动的策划组织主要在九号院，除了讨论文件定稿的政治局会议以外，前边的若干会议都是九号院组织的。文件形成后期，要召开由各省市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集中讨论，开始叫“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后来叫“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后来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在我的印象里，讨论第二个一号文件的会议开得很红火，从北京开到天津，时间将近20天。讨论非常热烈，但因为“政策坚冰”基本打破，意见分歧不像讨论是否允许家庭承包那样尖锐，所以气氛并不紧张压抑。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改革初期，农村现实问题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地是承包到户了，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否允许私人购买大型农业机具，如拖拉机等？农民在种地之余，可不可以搞倒买倒卖的长途贩运？雇工已经出现，政策是否允许？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但当时则属于大政方针。

关于争议比较大的政策问题，往往要等到当时的中央领导表态，有的是口头指示，也有的是批示。比如农民搞长途贩运，有材料说是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当时的总书记就批示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后，中央又连续发出了三个一号文件。这几个文件的突出贡献是及时回应了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有效地突破了束缚农民的旧体制，奠定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基本架构。

持续推改革回应压力与质疑

NBD：1982年~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五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从内容来看，前四个文件都有重要的政策突破，而第五个一号文件似乎没有新的重要政策推出，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赵树凯：对，这个文件确实没有重大的突破性内容，它主要有两个着重点：一是针对改革以来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工作被忽视，农业面临停滞徘徊局面的问题，强调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强调依靠科学、增加投入，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二是针对社会上一些关于农村改革的质疑声音，强调要继续坚持改革。但这个文件有它的特殊重要性，形成过程也比较曲折。

在8月3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由万里同志提出继续准备新的一号文件。九号院于9月上旬组成起草组，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初稿。11月26日到12月4日召集部分省的农口负责人讨论修改初稿。

关于文件起草的意见分歧，有的认为农村改革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已经没有什么重大举措可以出台了，下一步重点就是贯彻好已经形成的政策措施，所以新文件的定位应该是“巩固、提高、完善、落实”。有的认为应深化改革，提高生产力。而杜润生认为“要从农民需要出发，希望明年干什么，要抓住农民要求。现在农民对形势不满意。”1985年粮食大减产，进入了连续五年的徘徊期，九号院受到来自高层和外部的压力。

随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1985年12月5日至12月18日召开。杜润生在会上着重谈了下一步农村改革面临的问题：其一，现在是经济转型时期，好多事未理顺。新工作没有经验，容易回到老路子，老路子驾轻就熟。怎么解决？就是继续深入改革，创造新经验，扶持一些新的生长点。其二，农村改革正在同城市汇合，意味着改革已紧密同全国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现在需要协调城乡改革的步骤，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撞车。汇合点主要在流通领域，价格问题最敏感，是神经中枢。如果不在整体战略上解决，农村工作的独立性、余地就小得多了。”这实际上表达了1986年一号文件的核心。

在会上，他也强调：“现在农村改革想再找一个题目，像包产到户一样，一泻千里，已经没有了。”之后，中央书记处于12月19日讨论了文件稿，提出了较大改革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27日讨论通过，文件名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NBD：也就是从第五个一号文件开始，似乎依靠文件推动改革的作用就没有之前那么重要了？

赵树凯：可以这么说，以我个人的体察认识，从第五个一号文件出台的时候开始，农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种僵局，九号院似乎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在第五个一号文件之后，1987年仍然发出了农村工作文件，但是作为当年的五号文件发布的。

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具有明显的改革阶段性总结特征，或者说是农村改革第一阶段的“收官之作”。文件开头总结了农村改革的基本进程，认为新的经济体制框架已经从自主权、市场体系、产业结构、经济形式、宏观调节等五个方面显现出来。主体部分主要是梳理并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改革方向和原则，主要内容包括继续改革统派购制度；搞活农村金融；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实行长期稳定的方针等。大致来说，这些内容都不能说是新政策，而是已有政策思路的进一步明确化或者具体化。

当时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的主要助手刘堪，晚年谈到这个五号文件时说：“到1987年，再搞文件就比较吃力了。1986年冬，我跟杜老在谈论时，我们就感到像一号文件这种形式，应该结束了，不能再发了。因为政策性语言，号召性的东西已经不起作用了。今后需要的是专业性的、操作性的，甚至是需要专门的法律法令了。”

农村工作领导体制进入新时代

NBD：您认为九号院对于中国农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赵树凯：九号院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不仅限于政策研究。当时，九号院整合了全国的农村和农业研究力量，把高校和科研单位非常有效地组织起来，直接为应用研究服务。那些年里，经常出入九号院的还有大量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来自北京，也有许多来自地方。

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还有另外一块牌子，开始叫“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年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这个中心的名义，有一笔数量不菲的专款用于资助社会力量的研究课题，调动了各种学术力量为政策研究服务。不仅如此，这个中心还开展了许多国际交流合作。当时，一些西方学者通过这个中心到中国来，九号院里的领导利用这些机会听取吸收外方学者的意见。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地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

NBD：九号院一共经历了两次机构改革，作为亲历者，您认为改革对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带来了哪些影响？

赵树凯：九号院作为中央农村工作机构所在地，从1979年到1989年存续时间长达十年。在这十年间，历经两次机构改革，分别是1982年和1988年。

九号院经历的第一次机构改革，是1982年4月国家农委撤销，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新机构通常称为“农研室”和“农研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农研中心”的运行依附于“农研室”。这个变化的体制意义是，九号院里的农村工作机构，从国务院行政职能部门，转变为党中央政策研究单位，这实质上是农村工作领导体制的深刻转变。

“农研室”成立于1982年，撤销于1989年。农研室之后，农村工作领导机构出现了新形式，但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九号院模式的政策研究体制依然存在。

“农研室”撤销后，进入9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了农村政策制定协调统筹职能。在中财办内部，成立了农村组。后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在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领导下工作。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有专设的办公室，简称“中农办”。很多年来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包括连续十几年的第二批一号文件、政策协调和文件起草都是这个办公室负责。这样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与九号院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1980年开始的农村政策研究体制在实质上得到了延续。

2018年机构改革，是1982年机构改革以来的第8轮机构改革。在新的改革方案中，农村政策研究协调机制发生重大转折。新成立的农业农村部，在原农业部职责基础上又获新的赋权，不仅将中农办的政策研究职责并入，而且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农业项目审批职权并入，还将国土资源部的农田整治、水利部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等管理职责并入，成为农业系统的综合性职能部门。方案明确规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部。如此看来，如果与80年代初的农口机构比较，新成立的农业农村部既负责宏观的政策统筹，也有实际的行政职权，其职责定位相当于国家农委和农业部的统合。这显然是新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可以说，以新的农业农村部成立为标志，中央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