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都市经济”重塑世界经济格局，成都表现升格全球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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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被赋予了繁荣、包容、协作与可持续发展等含义，同时，还推动世界经济进一步稳健发展，它也被看作关键角色。

近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小组发布新一份都市研究报告，再次印证这一趋势——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不同区域的大都市与整个区域发展进程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随着城市进入规模化发展，大都市对区域就业、人口吸纳等方面“不成比例”的贡献率还在不断增强。

在其根据人均GDP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两项指标选择的300座大都市中，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城市占据半壁江山，且排名普遍靠前。其中，成都更是仅次于爱尔兰都柏林、美国圣何塞，居于全球第三。

但另一种观点是，都市经济的兴盛加剧了区域内部经济的两极分化，并成为近期“黑天鹅”事件频发的肇因——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成功等。《经济学人》刊文指出，这意味着“地区时代”的到来。

报告认为，在新的条件下，一方面，地区治理者更需要理解都市经济在区域和全球环境下的利弊，以此推出更有战略眼光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协调国家层面的问题时，也需要看到次国家因素的影响，让它们更加深刻地参与国内国际的双重博弈当中。

前十中占五位

中国城市都市经济加速提升

现如今，大都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而这种作用随着城市的聚集效应还在不断放大。

据报告统计，2016年，全球300个大都市以全球1/3的劳动力贡献了近一半的经济产出。而在同年全球GDP实际增长量中，大都市贡献率高达66.9%。

不仅涨势强劲，都市经济对区域的带动还不受不同发展模式的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集中的欧美、东亚太平洋等地，还是更有发展潜力的拉美、非洲，大都市与其他城市人均GDP和就业率在2010年至2016年的发展曲线均呈现正相关，且区域“领头羊”的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为何大都市能够有如此强的发展动力？伦敦政经学院地理学教授安德烈·罗德里格斯-波斯（Andrés Rodríguez-Pose）指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动力愈加从过去的自然资源集约模式向资本、人才的规模化发展模式转变，在该领域有优势的大型城市能够吸引更多资本、人才流入，可以推动城市进一步集聚化发展。

以排名中国城市首位、全球第三位的成都为例，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解读文章中，吸引大量外资企业入驻是其赢得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成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给予了佐证。今年上半年成都新登记外商企业增长23.2%。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数增长95.5%，总投资规模增长94.9%。对外贸易方面，实现进出口总额2162.9亿元，增长26.0%。

文章中还提到，接下来由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技术的投入，将有望促使成都成为新技术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举措为成都带来了大量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并使其成为300个大都市中就业增长量最高的城市。

而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大都市也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塑造者。在报告选择的300个城市中，有103个城市来自中国，与2012年相比增长55个。同时，在前30名城市中，仅5个城市来自欧美地区，前10位中甚至有5个中国城市。报告指出，这与亚洲近来发展势头相吻合。

这种变化在区域内部亦得以显现。在中国，遵义和贵阳的人均GDP增长率位列全国城市前两位，分别达到11.1%和10.2%。而同时，此前引领发展的东北和东南地区增长则出现迟缓。

“地区时代”来临

大都市需为转型寻找突破口

事实上，早在去年10月，英国《经济学人》就以封面文章指出，一种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逻辑正在成为主流——由于地区差异扩大，人们愈加不愿意迁移，比如，美国跨州的迁移人数已下降了一半。大量的人口让这些被罗德里格斯称为“不重要的地区”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事实上，它们已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黑天鹅事件”就是典型例证。

基于此，该文章认为，全球正在步入“地区时代”。

过去推进大都市发展的老办法很难适用于这些新的发展中城市。罗德里格斯提到伦敦政经学院经济史讲师Time Leunig在2008年的利物浦作的一番演讲。他指出，对于错过新一轮发展的北英格兰城市如利物浦，政府的复苏政策普遍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用在落后地区的补贴政策很少能成为激发当地发展的新动力，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42个企业区，据《经济学人》文章统计，没有一个真正促进就业。

多伦多大学约瑟夫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Richard Florida认为，现在城市迎来一种新的危机。其中，在发展中地区，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必然带来增长，这正是由于发展中地区的城市也走上了人力资源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报告将这种问题概括为城市化的二元困境，即其在继续惠及大城市的同时却伤害小城市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一不平衡问题？报告将目光投向都市经济，认为大都市应该扮演起区域经济“增长源”的角色。但据其分析，能够承担起该责任的大都市仅占全部300个都市的一半，且在一个区域中往往只有表现最佳的几个城市能够发挥此种作用。

纵观全球，不少大都市已将辐射带动效应纳入其发展策略，这反过来已推动了中心城市表现的提升。如排名前5的中国城市中，北京正在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加大探索，而四川提出明确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正是进一步强调了成都的主干支撑作用，以推动市州形成“水涨船高”的利益共同体。

事实上，成都的都市经济登顶全国与其区域协同发展的脚步加快亦可谓密切相关。例如，成都已与四川16个市州建立政府层面合作关系，达成并组织实施合作项目上千个。目前，成都正抓紧研究制定与市（州）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和五大经济区协同发展5个实施方案，初步梳理了120余个合作事项，并积极筹办成都市与市（州）协同发展大会。

此外，报告还认为，在新的条件下，一方面，地区治理者更需要理解都市经济在区域和全球环境下的利弊，以此推出更有战略眼光的政策。另外，在协调国家层面的问题时，也需要看到次国家因素的影响，让它们将更加深刻地参与国内国际的双重博弈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