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都市经济”重塑世界经济格局，成都表现升格全球第三

世界经济论坛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被赋予的繁荣、包容、协作与可持续发展等含义，同时，推动世界经济进一步稳健发展，它也被看作关键角色。

近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小组发布第五份都市研究报告，再次印证这一趋势——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不同区域的大都市与整个区域发展进程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随着城市进入规模化发展逻辑，大都市对区域就业、人口吸纳等方面“不成比例”的贡献率还在不断增强。

在其根据人均GDP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两项指标选择的300座大都市中，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城市占据半壁江山，且排名普遍靠前。其中，成都更是仅次于爱尔兰都柏林、美国圣何塞，居于全球第三。

但另一种观点是，都市经济的兴盛加剧了区域内部经济的两极分化，并成为近期“黑天鹅”事件频发的肇因——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成功等。《经济学人》刊文指出，这意味着“地区时代”的到来。

报告认为，在新的条件下，一方面，地区治理者更需要理解都市经济在区域和全球环境下的利弊，以此推出更有战略眼光的政策；另外，在协调国家层面的问题时，也需要看到次国家因素的影响，让它们将更加深刻地参与国内国际的双重博弈当中。

前十位中占五位
中国城市都市经济加速提升

现如今，大都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而这种作用随着城市的聚集效应还在不断放大。

根据报告统计，2016年，全球300个大都市以全球1/3的劳动力贡献了近一半的经济产出。而在同年全球GDP实际增长量中，大都市贡献率高达66.9%。

不仅涨势强劲，都市经济对区域的带动还不受不同发展模式的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集中的欧美、东亚太平洋等地，还是更有发展潜力的拉美、非洲，大都市与其他城市人均GDP和就业率在2010年至2016年的发展曲线均呈现正相关，且区域“领头羊”的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其中，中国显然是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报告梳理自2000年至2016年数据发现，大都市与其余城市的人均GDP以每年42.8%的速度增长，到2016年，二者差距已达4倍。

为何大都市能够有如此强的发展动力？伦敦政经学院地理学教授安德烈•罗德里格斯-波斯（Andrés Rodríguez-Pose）指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动力愈加从过去的自然资源集约模式向资本、人才的规模化发展模式转变，在该领域有优势的大型城市能够吸引更多资本、人才流入，可以推动城市进一步集聚化发展。

以排名中国城市首位、全球第三位的成都为例，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解读文章中，吸引大量外资企业入驻是其赢得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成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给予了佐证。今年上半年成都新登记外商企业增长23.2%。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数增长95.5%，总投资规模增长94.9%。对外贸易方面，实现进出口总额2162.9亿元，增长26.0%。

文章中还提到，接下来由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技术的投入，将有望促使成都成为新技术的中心。

而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大都市也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塑造者。在报告选择的300个城市中，有103个城市来自中国，与2012年相比增长55个。同时，在前30名城市中，仅5个城市来自欧美地区，前10位中甚至有5个中国城市。报告指出，这与亚洲近来发展势头相吻合。

这种变化在区域内部亦得以显现。在中国，遵义和贵阳的人均GDP增长率位列全国城市前两位，分别达到11.1%和10.2%。而同时，此前引领发展的东北和东南地区增长则出现迟缓，如在珠三角地区，中山、珠海、佛山和江门四市的就业人数出现负增长。

“地区时代”来临
寻找经济转型的突破口

事实上，早在去年10月，英国《经济学人》就以封面文章指出，一种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逻辑正在成为主流——由于地区差异扩大，人们愈加不愿意迁移，比如，美国跨州的迁移人数已下降了一半。大量的人口让这些被罗德里格斯称为“不重要的地区”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事实上，他们已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黑天鹅事件”就是典型例证。

基于此，该文章认为，全球正在步入“地区时代”。

过去推进大都市发展的老办法很难适用于这些新的发展中城市。罗德里格斯提到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讲师Time Leunig在2008年的利物浦作的一番演讲。他指出，对于错过新一轮发展的北英格兰城市如利物浦，政府的复苏政策普遍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用在落后地区的补贴政策很少能成为激发当地发展的新动力，例如，加利福尼亚洲的42个企业区，据《经济学人》文章统计，没有一个真正促进就业。

多伦多大学约瑟夫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Richard Florida曾提出，现在城市迎来一种新的危机，其中，在发展中地区，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必然带来增长，这正是由于发展中地区的城市也走上了人力资源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报告将这种问题概括为城市化的二元困境，即其在继续惠及大城市的同时却伤害小城市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一不平衡问题？报告将目光投向都市经济，认为大都市应该扮演起区域经济“增长源”的角色。但据其分析，在2016年，能够承担起该责任的大都市仅占全部300个都市的一半，且在一个区域中往往只有表现最佳的几个城市能够发挥此种作用。

基于此，报告认为，在新的条件下，一方面，地区治理者更需要理解都市经济在区域和全球环境下的利弊，以此推出更有战略眼光的政策；另外，在协调国家层面的问题时，也需要看到次国家因素的影响，让它们将更加深刻地参与国内国际的双重博弈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