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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正确认识“地大物博”集约利用平原资源

    每日经济新闻 2018-08-02 00:44

    每经记者 余蕊均 实习编辑 廖 丹    

    ▲杨伟民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结合点。正确的城镇化政策既能扩大有效投资、刺激消费需求,也能推进空间结构、经济布局与人口分布的结构性改革。

    8月1日上午,在“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分享了他对当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杨伟民在提到城市用地和人口的匹配问题时指出,过去常说我国“地大物博”,现在我们对“物博”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知道资源是短缺的,但对“地大”还缺少正确认识——虽然我国富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空间,但人均平原面积只有860平方米。“城镇化、工业化都要靠这点面积,集约利用平原非常重要。”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杨伟民表示,现在城市发展上的很多问题,是由于做法和认识上都存在问题,导致了中央政策与地方落实之间存在一些偏差,同时,相应的制度改革也应尽快推进。

    “不要农民是一套体制,城市人是一套体制,这样怎么能够打通城乡呢?我们最终要现代化,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市场体系。现代化市场体系就是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城和乡没有区别。”他对记者说。

    人均平原面积仅860平方米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我们真正按经济规律办事了。”杨伟民说道。

    在杨伟民看来,过去40年,城市发展之所以出现了农民工难以市民化、造城运动、房地产泡沫、人地失衡、职住失衡等问题,原因正是没有按照城镇化的规律来办事。

    会上,杨伟民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城镇化布局是集中的”、“城市用地和人口要匹配”、“城市是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的”、“城市用地结构要均衡”、“城市是要职住平衡的”和“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等七个方面,对下一步城镇化进程提出了建议。

    他还提到,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但人地要平衡,进多少人占多少地,而不是反过来占多少地就要进多少人。

    “在土地财政模式下,城市只要地不要人,都认为给自己的土地指标太少了,而中央要求他们给进城务工人们落户的时候却迟迟没有动静,结果是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超出了人口集中的规模,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这是不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也严重背离了中国‘人多地少平原缺’的国情。”杨伟民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人多地少平原缺’,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空间,但山地占33%,高原占26%,盆地占19%,平原只占12%,丘陵占10%,人均平原面积只有860平方米。而美国人均平原面积为12500平方米,欧洲是人均8400平方米。”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衣食住行,城镇化、工业化,必须主要依靠这部分平原。“集约利用平原非常重要,如果浪费湿地占用平原是在吃子孙饭、断子孙路。”杨伟民强调。

    他希望,在大家意识到我国并非“物博”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正确认识“地大”问题。

    控制人口应先弄清“城市”概念

    去年夏天开始,“抢人大战”成为城市发展中的一大热点,引发了广泛关注。但在杨伟民看来,“抢人大战”并非符合城镇化的规划,因为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城市是根本无法运行的。

    他指出,城镇化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城市的效率高,效率高是因为城市的社会分工可以不断细化、深化,互相创造需求和供给。“许多城市都要建成高大上的功能,比如都想成为科研中心,但是建成科研中心,光有科学家就能建成吗?科学家也要吃喝拉撒,也要有人为他服务。”

    更严重的是,杨伟民表示,我国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已经呈现出人民未富但成本先高的状态。其中,人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政策缺乏包容性——只让农民工进城干活,不让他们在城市落户。这表面上看是降低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费用,实际上却助推了全社会人力成本超阶段地快速上涨,对保持城市竞争力十分不利。

    他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步伐。

    杨伟民解释说,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宏观背景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度减少,而应对策略之一则是要扩大劳动数量。扩大劳动数量并不是要增加每一个劳动者一天或者一周的劳动时间,而是要增加劳动者一生的劳动时间。

    但现状却并不能令人满意。杨伟民说,不让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少农民工40多岁就回乡了,也就是“退休”了,他们一生就减少了20年工作时间,少挣了20年的钱,这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为什么农民工进城落户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在他看来,背后涉及到“城市”的概念问题。

    “中央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那个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在中国至少有3个由大到小的城市概念,一是行政区,即直辖市、设区市的辖区面积,二是城区,就是设区的市,三是中心城区,比如北京的中心城区是城六区。”杨伟民说,“这里的‘城市’指的应是中心城区。”

    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比如说按照发改委原来发布的关于城市规模划分的文件,特大城市的人口是500万,就应该是指中心城区人口500万。“你说重庆是直辖市,有3000万人口,超过500万的人口他就一个不能落户了?肯定是不对的。”

    杨伟民表示,现在城市发展上的诸多问题源于在做法和认识上的不足,也就导致了中央政策与地方落实之间存在一些偏差。与此同时,相应的户籍、土地、教育等制度改革也应尽快推进。

    (实习生钟雨芯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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