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31城双创综合指数平均增长63% 协同发展、城市群发展成区域经济主流

郭万达

5月19日，在成都举行的2018年全球天使投资高峰论坛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发布第二期中国“双创”金融指数。

本期指数报告评价范围涵盖31个主要中心城市，在综合指数排名上，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四大一线城市进入前四名，而杭州、成都则紧随其后，领跑新一线城市。

第二期中国“双创”金融指数，与上一期相比有哪些变化？同时，如何看待时下的金融创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金融中心建设呢？对此，《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郭万达进行了专访。

2017全国“双创”取得突出成效

NBD：您19日发布了第二期中国双创金融指数（IEFI），本期IEFI指标架构上有什么变化吗？

郭万达：第二期指数我们在大的指标架构上并没有作出大的改变，还是沿用了此前的指标体系架构，即从“双创”金融机构、“双创”金融市场、“双创”金融服务和“双创”金融生态等四个维度构建起包含45项客观指标的指数评价体系。

仅在具体指标方面，根据最新的形式变化，作了调整和优化。比如，本期将考量众筹机构发展的指标去掉，代之以第三方支付机构，正是考虑到过去一年，我国的众筹机构基本已经处于销声匿迹状态，相反，第三方支付机构表现活跃。

NBD：从评价结果来看，第二期IEFI同第一期相比，有什么异同？

郭万达：第一，大格局没有变。本期评价结果整体上与上期是保持一致的。本期排名前十的城市与上期是一致的，仅个别城市的位次发生了改变。如上期排名第8的南京和第10的重庆，本期互换了名次。

第二，本期较上期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所有城市的综合指数得分均有十分明显的提升。本期31个城市综合指数得分较上期平均增长了14分，平均增幅达到了63%。31个城市中北京得分增加最多，本期得分增加了53.9分，由上期77.18分提升到131.08分；31个城市中增幅最大的则是西安，得分较上期同比增长了107%。相对来说，福州是31个城市中得分增幅最小的，但本期得分同比增长也超过了30%。

第三，在专项的指标方面，各个城市均有突出的表现。比如，在双创金融机构表现方面，分项得分进步前三甲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深圳，三者在私募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方面均有突出增长。在双创金融市场表现方面，分项得分进步前三甲分别是广州、深圳和杭州，三者2017年度在新三板挂牌和区域股权市场挂牌等方面有相对活跃的表现。在双创金融服务表现方面，分项得分进步前三甲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深圳，三者2017年度在私募股权投资和并购领域发生的次数占到了31个城市一半以上。

NBD：您认为本期榜单评价结果反映出什么样的事实？

郭万达：各个城市得分大幅增长的背后，其实质反映出2017年全国在创新创业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效。可以说，2017年是我国创新创业全面开启的一年，是全民创业热情得到高度释放并取得崭新成果的一年，是创新事业取得突出发展和成效的一年，也是“双创”金融需求得到极大释放的一年。

金融体系需适应产融发展趋势

NBD：目前金融领域创新发展迅速，科技与金融结合越来越紧密。如何看待这些金融创新？

郭万达：第一，科技推动了金融创新，为“金融生态”创造了条件。目前，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科技与金融业紧密结合，催生出新的金融业态，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

第二，科技金融使更多的金融需求得到满足。金融创新打破了与现代金融发展不相适应的管制与束缚，创造出了诸多新颖金融产品和交易方式，满足了传统金融之下被抑制的金融需求，成为分散风险、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如微众银行、阿里小贷等，就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需要企业提供大量抵押质押物的方式，以大数据及电商平台等创新方式，解决了小微企业和创业者的融资需求。

第三，金融创新在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增大了金融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如信息技术加速了金融风险外溢，带来数据资源、个人信息被滥用或盗用等突出问题；此外，金融创新也成为部分机构进行监管套利，甚至假借创新之名进行非法金融活动的渠道，这些“创新”加大了金融风险敞口，扰乱了金融秩序。

第四，必须建立和完善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监管制度，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从国际上看，已经有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正在推行“监管沙盒”模式，即通过小范围内的创新金融试验，在试验通过监管机构的评估之后，再向市场推广，这值得我国金融监管的参考和借鉴。

NBD：各项金融创新，都离不开对产业的支撑。在中国经济转型、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您对产业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有什么建议？

郭万达：产业金融发展的关键是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本源，助推重点产业领域的发展。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及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将更加紧密，这便要求我们现行的金融体系能适应产融发展的趋势，在组织体系和业务模式方面有所创新。

我有三条建议：第一，在组织体系方面，需要着重发展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这些机构是解决创新创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的重要力量；同时，大力发展金融控股集团，发挥金融控股集团金融资源统筹、社会资金动员和创新金融发展的综合功能，更大力度、更加高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第二，在业务模式创新方面，要依托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大力发展产业链金融，可以鼓励更多大型产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机构，围绕上下游企业开展金融服务，拓展产业链金融业务，促进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商业银行也可积极申报“投贷联动”业务试点，以股债结合方式支持实体企业发展。

第三，要加强政府的支持作用，还要注意不要破坏市场，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政府应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到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可以通过设立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或产业引导基金等，吸引金融机构或社会资本积极投入重点产业领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一带一路”西部城市区位优势明显

NBD：目前国内区域经济有哪些新的特点？

郭万达：第一，新时代要求各区域高质量增长，协同发展、城市群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主流。在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环境下，在科技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的促进下，近些年来，贵州、重庆、安徽等中西部地区，借助移植、承接、积聚、创新等手段，超越原有经济结构，培育形成新经济新动态，在抢占新经济新动能制高点上实现后来居上。

第二，“虹吸效应”和“外溢效应”同时存在，要素流动更为倚重于区域综合品质。从以往情况看，要素流动既依附于地区综合环境，也看重比较优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当前要素尤其是人口人才的流动也开始逐渐关注地区社会、文化、安全、生态等状况。近年来东北经济下行，其中一个原因是人才流出严重而又吸引外来人才不足。

第三，区域间同质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关键要素已经从“硬”件转向“软件”。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广泛展开，区际间联动日益增强，但受发展理念、既有利益、攀比模仿心理及政绩考核体系、一刀切管理方式等的影响，各地区经济结构同质同状现象日趋显现，因而也带来了市场分割、不合理竞争等。

NBD：在这种新背景下，西部城市有什么样的机遇呢？

郭万达：第一，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机遇。经济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西部城市承接产业转移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受世界经济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产业结构进入深度优化调整阶段，一部分产业正通过区域转移等路径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西部城市可趁机承接一些高端制造业，借此快速构建全新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二，扩大内需将促使西部城市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西部地区战略资源丰富、投资和消费潜力巨大，扩大内需将十分有利于其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国内市场需求的巨大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为西部向广大城乡腹地纵深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第三，“一带一路”西部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有利于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扩大内陆开放、沿边开放、向西开放，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加快新一轮西部对外开放步伐。

NBD：那西部城市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郭万达：第一，创新的体制机制相对落后，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尚未全面形成。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素质总体偏低，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弱。未来如何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加快各类人才的培养，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是顺利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一个关键。如何摆脱引智难、留人难的“魔咒”，也是西部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

第三，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依然在主导经济发展。目前，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正加速发展，能源、资源消耗强度较大，尤其是一些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改变，完成节能减排任务难度较大。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成果可期

NBD：最近几年，很多城市都在建设“金融中心”。在您看来，哪些城市最有可能成长为“金融中心”或者是“区域金融中心”，为什么？

郭万达：曾几何时，很多地方掀起了金融中心建设浪潮，各地方政府纷纷提出本区域的金融中心建设规划。据不完全统计，当初有类似规划和设想的城市有200个左右，其中超过30个城市明确提出并制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时至今日，经过竞争洗礼和理性回归，率先喊出口号并付诸实践的先行者中，部分已经展现了出色的实力。

根据我们单位另一项长期跟踪研究——中国金融中心指数的评价结果显示，31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内金融中心城市中，上海、北京和深圳是我国的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三者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领先优势十分突出。在余下的28个城市中，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天津、武汉、大连等已经初步崭露头角，其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在各自所在区域竞争中已经基本巩固领先地位。

比如成都，在2017年发布的第9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中，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6、西部地区第1，较同区域的西安、昆明、南宁等城市有十分显著的优势。事实上，成都的金融业增加值、存贷款余额、金融从业人员总数等各项经济金融指标在西部地区均是排名首位的。再加上成都地方政府对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高度重视，政策、资金、人力等资源全力支持，未来成都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成果是可期的。

除此之外，广州、杭州、武汉、天津等城市都具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良好基础，在各自所在区域有很好的竞争优势。

NBD：在您看来，一个成功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和要素？

郭万达：根据CDI研究团队长期对金融中心的研究经验，“金融中心”作为各种金融资源相对集聚的场所，区域金融中心主要体现为区域金融资源的集聚和金融服务的区域辐射。因此，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可以有效提高金融中心的金融资源集聚力和金融服务辐射力。

金融资源分为金融机构、金融资本、金融市场、金融信息和金融人才，归根到底可以落实为金融资本和金融人才，也即“钱、才”。钱为什么会在一个地方集聚，一定要让钱能够赚钱，即盈利。盈利的来源，要么收入高，要么成本低，即“一高一低”。收入又来自两个方面，本地经济和腹地经济。本地经济的金融服务量通常与经济总量高度相关，并不会因为金融资源的集聚有太大程度的提高，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才为什么会在一个地方集聚，一定要给予人才好的生活，高收入并高生活质量，即“两高”。

金融服务辐射大致可以分为资本输出、中介服务、产品服务、信息服务和人才输出，辐射能力的主体主要为本地法人机构和金融市场。本地法人机构依托设立异地分支机构，输出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向本地归集更多的资本利得；本地金融市场以中介服务、产品服务、信息服务、人才服务等方式，服务本地及异地市场投资者、参与者，同时向本地归集更多的金融资源。因而，培育壮大本地法人机构和金融市场成为金融辐射功能实现的关键所在。

NBD：建设金融中心过程中，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郭万达：根据资源集聚区域范围和辐射影响能力的不同，金融中心的等级一般可以分为全球性金融中心、国际性金融中心、国家性金融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等多个层级。

针对目前我国金融中心发展情况，我有三条建议：

第一、根据城市的金融业发展状况，确定金融中心的合理定位。目前，严重趋同的定位使得国内金融中心之间的资源竞争十分激烈，而金融资源的集聚效率却又较低下。各城市应当确立差异化的金融中心发展定位，构建金融中心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且合作占主导地位的全新发展态势。

第二、针对自身个性特色金融中心定位，要出台特殊的金融产业扶持政策。尽管各大城市陆续出台金融产业扶持政策，但都是大同小异，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各城市对于金融中心的发展缺乏合理定位。不同金融领域对扶持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如财富管理业务对于如何避免双重征税、商业银行业务对于如何完善征信体系等方面的地方政策敏感性较高，各级政府需要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促进专业金融中心发展。

第三、打造优良金融生态环境。稳定而开放的政策、健全而灵活的监管为专业金融中心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良好的人力资源则可满足专业金融发展的硬环境需求和人力需求。各地在规划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过程中，应当在基础设施、监管水平、制度建设等方面学习国际经验，以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吸引国际国内金融资源源源不断地汇集，保障自身金融中心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