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新经济指数发布者陈沁：新经济资源开始从东部向西部流动

复旦大学博士、财新数联首席经济学家陈沁 张建 摄

在5月18日于成都举行的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上，新一期新经济指数发布。根据指数显示，4月，中国新经济投入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为29.7%，较3月下降1.6个百分点，而资本和科技投入的下降时主要因素。

作为发布者，复旦大学博士、财新数联首席经济学家陈沁指出，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仍然与政府投资有着重要的联系。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座城市的新经济能否发展，取决于城市在传统制造领域和新经济领域之间，如何选择资本的投入方向。

而在他看来，在城市的新经济发展中，成都亦将大有可为。“在成都，对资本的吸引一直是其新经济发展的亮点，这已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他说，“在政府主导的内容，比如招标、基础研究等方面，成都还可以继续突破。”

“新经济的增长不是一蹴而就的”

新经济是城市转换发展动能的关键。令每座城市均关注的是，什么是发展新经济的最有效路径？

“新经济的增长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投入。现阶段，新经济的增长需要政府有很强的引导投入。”他说。

政府的行为仍对城市的新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城市在该领域的竞争尚未出现“明星”。查看两年来发布的中国新经济指数可以发现，排名靠前的城市的名次大部分处于动态平衡阶段，很难有剧烈的上升或下降。

而在等待资源聚集效应发挥的阶段，资源投入的多少将影响城市新经济后续的发展动力。陈沁举例说到，“在成都，对资本的吸引一直是其新经济发展的亮点，这已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在这两年时间内，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新经济相关的人才、企业资源开始由东部沿海城市向此流动。”

从面向消费到面向生产

“不进则退，不快进也退”是陈沁观察到的中国城市新经济发展现状，而当城市间竞争不断加剧，资源已先后投入的成都如何能够突出重围，拔得头筹？

在陈沁看来，在政府主导的内容，比如招标、基础研究等方面，成都有突破空间。

“中国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中，主要是一种面向消费的新经济。”他说，“当我们通过合适的产业政策，在某些产业上聚拢人才和资本并加以生产时，会产生学习效应，生产得越多，学习效应越强，未来的边际成本可能下降得也就越快。从这个角度，我们一样能够促使消费端开始应用新经济的成果，并达到当前的面向消费的新经济发展得到的一样的状态。”

但同时，这也产生了新经济“头重脚轻”的现象——面向生产的新经济远不如面向消费的新经济发展迅速，并已造成了供给领域的发展瓶颈，比如在芯片领域。

这导致了需求的变化。在陈沁的观察中，新经济向生产领域的倾斜已形成趋势。同样已芯片领域的数据为例，与2016年1月份相比，芯片在2017年的10月份开始需求上升到之前的5倍，然后算法上升到之前2倍左右，而前端下降到65%。“成都在这个领域做得就比较好，比如芯片的厂家数量在过去几年排名第一。”陈沁指出。

成都要如何进一步扩大这一趋势？“生产性新经济没有像消费性新经济那么大的应用场景，它的投入会有比较大的风险。要承担这些风险，就需要更多政府引导的产业基金，能进行更长周期的技术研究来进行转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