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市非法转移危废被环境部约谈：有人直言“有点激动” 有人“心情比较沉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对地方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等问题进行督察后，生态环境部对问题突出的7个城市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5月11日上午9时许，生态环境部二楼多功能厅挤满了人，该部正在集中约谈广东省广州、江门、东莞，江苏省连云港、盐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和浙江温岭等7市政府，要求加强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倾倒行为，依法问责相关责任人员，切实压实责任，加快解决问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约谈会现场发现，整个约谈会持续了近3个小时。尽管主持人期间多次强调“控制发言时间”，但太多问题要总结、太多工作要汇报、太多困难要解决。广东省环保厅副厅长李晖直言自己“有点激动，工作中确实碰到了困难”；东莞市市长肖亚非感觉“被约谈心情比较沉重”；刚履新连云港市代市长两个月的方伟表示，“来连云港市工作2个月，就来了(生态)环境部2次”。 有上市公司牵扯其中 约谈指出，生态环境部近期组织系列专项督察，发现广州等7市在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监管方面问题突出。 其中，广州市日常监管不到位，对群众举报问题查处不力，导致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等问题时有发生。海滔环保公司长期非法转移倾倒污泥，仅今年3月就向增城区碧桂园陈家林工地非法倾倒未经处理污泥3000多吨，严重污染环境。莲港船舶清油公司于2017年9月和2018年4月两次非法转移约40吨废油等危险废物，甚至为应对督察临时编造台账记录。金冶环保处置公司将水淬渣等危险废物作为一般固体废物长期送至水泥厂非法处置。 另外，2017年5月，广州南方碱业公司将1700多吨白泥非法运至广西贵港市倾倒；2017年6月，番禺区一首饰厂将产生的危险废物违规交由私人并非法转至广西贺州市处置。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在约谈中指出，2018年4月督察还发现，广州市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有关问题整改不力。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新塘环保工业园废水污染、在二期用地非法倾倒污泥以及广州绿由公司超标排放等问题，均没有查实情况、整改到位。 江门市长优实业公司2015年10月至今非法转移危险废物约2.1万吨，其中0.45万吨非法倾倒至阳江市。鹤山安栢电路板厂沙坪分公司含铜废液(属危险废物)网上申报量远低于实际产生量，大量含铜废液去向不明。经初步查实，该企业已非法转移含铜废液约1400吨。 东莞市2016年9月有400吨生活垃圾经由该市厦岗码头装船，运往广西藤县浔江河段非法倾倒，倾倒点位于藤县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导致水源超标，不得不暂停供水。 连云港市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不力，针对督察指出的灌云、灌南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存量多、环境风险大的问题，江苏省督察整改方案明确要求在2017年底前减少危险废物库存。但督察发现，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存量不降反增，2017年贮存量是2015年的2倍。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灌云县紫燕化学公司偷埋危险废物问题，连云港市调查工作流于表面，直至2018年5月4日生态环境部专项督察才查出该企业非法填埋大量黑色油泥，且区域环境已受到明显污染。 盐城市辉丰农业公司(辉丰股份)是一家上市公司，但长期非法处置和违规贮存危险废物，群众对此举报不断，甚至通过律师公开致函市委、市政府，要求查处企业违法行为。但盐城市始终没有开展深入调查，并多次以群众举报不实了结案件。 刘长根强调，特别是盐城市，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查处不力。2016年7月至8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先后两次交办辉丰农业公司污染问题，但盐城市在查处过程中避重就轻，仅就企业环境管理提出整改要求，未对非法填埋危险废物等问题开展针对性调查，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包头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最大的危险废物处置企业，但该企业自2011年建成后一直无法运行，当地未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整改。2016年7月，中央环保督察组专门指出这一问题，并要求地方攻坚克难，切实加快问题解决。为此，内蒙古自治区督察整改方案将其作为重要整改任务，明确要求2017年12月底前完成整改，但截至目前该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期间，先后两次交办温岭市城东街道鸡鸣寺廊沿河大量垃圾违规堆放和臭气扰民问题，温岭市虽然及时组织整改，但在未完成垃圾清运，且群众仍在不断举报情况下，即上报整改办结，工作不严不实。 从约谈中通报的问题看，除了江门市和东莞市外，其他5个被约谈的城市都存在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查处不力或整改不力等问题。 被约谈者“汗流浃背” 5月11日早上9时，环境部二楼多功能厅已经挤满了人。参加此次约谈会的人员，除了生态环境部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环境监察局、土壤环境管理司及被约谈的7个城市市政府领导和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外，还有生态环境部华北督察局、华东督察局、华南督察局的相关负责人。此外，广东省环保厅、江苏省环保厅、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浙江省环保厅的相关负责人也一并到场，整个约谈过程持续近3个小时。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此次的参会人员规模和持续时间，在以往的约谈会中并不常见。约谈会一开始，刘长根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介绍了7个城市被督察发现的问题。他指出，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问题和大气、水排放的治理相比，是相对薄弱的。今天把这些问题通报一下，大家回去务必重视，务必提高认识，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务必进行排查。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排查，把问题弄得更清楚，务必要强化措施，在提高处置能力、监管能力方面下功夫，也务必要严惩犯罪，务必要压实责任，不断强化长效机制建设。 接下来是生态环境部相关司局、相应督察局及对应省环保厅的负责人发言。为了控制时间，刘长根在约谈会上多次强调：“每人发言时间尽量控制在8分钟以内。”不过，大多数被约谈城市的负责人都没能在8分钟内完成发言。甚至在约谈会结束后，一些地方负责人还在向参会的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汇报情况。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约谈会现场感受到，气氛凝重，甚至有稍许压抑。 比如，李晖在发言时表示：“有点激动，工作中确实碰到困难”。肖亚非发言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心情比较沉重”。此次约谈对于他的触动很大，除了保证完成整改要求外，他提出了下一步要积极开展专项整治、加快推进固废处置能力建设、加大固废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等措施。 某市政府负责人在等待发言的同时，根据约谈会上提出的问题不断修改发言稿。短短十几分钟，其“表态发言”的稿件上已经画满各种修改的内容标注。他时不时会摘下眼镜，擦拭一下额头上渗入眼角的汗水。 生态环境部环境监察局的一位负责人在约谈会上强调，对固废处置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和督察力度。 危废处置价格居高不下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生态环境部通报的问题中，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问题突出。 对此，李晖介绍，固废存在非法转移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外差价越来越大。据了解，现在有些处置企业已经将含汞的危险废物每吨的处置价格提高到了2万元，一些危废的处置利润甚至达到了30倍。 “危废的处置价格是要受政府监控的，就像是水、电、污水处理费等，不是想要多少就多少。”李晖认为，高昂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会驱使一些企业非法转移危废，在危废处置方面不应采取纯粹的市场化操作。我们查了一下，实际上国家对处置价格已经明确过了。 除成本外，地方多头管理也是造成固体废物问题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副司长周志强表示，固废的管理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责任，一定要发挥各个部门的作用。比如，地方是工信、发改部门管，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是建筑部门管，农业垃圾是农业部门管，医疗废物是卫生部门管，一定要把各个部门的职能压实。 某地方环保厅负责人在约谈会上介绍，一些地方，在固废管理方面，地方各部门的法定职责并不清晰，对问题也不重视，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有一次，上级环保部门要对某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进行调研，根据规定，这一块是住建部门负责监管，当要求该市住建部门参与调研过程时，经过很长时间的协调其才最终同意。在针对固废管理方面，地方上各部门还需要进一步形成合力。 针对地方反映的这些问题，周志强表示，生态环境部马上要在全国印发一个《关于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的通知》，部署指导全国各省市开展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排查及打击固体废物倾倒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关工作，另外正在完善固废法的修订工作。 周志强指出，要高度认识固体废物非法转移的问题，一些地区对固废管理不到位。要疏堵结合，固废为什么会出现非法倾倒的行为?主要是各地固废处理能力不均衡，局部处置能力不足，导致处置价格居高不下，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就会采取非法的手段转移固废。各地要加强对危废产生、利用、处置企业的监管，把源头管住，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