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恩格尔系数高于山西 单一指标无法确证谁更发达

当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上月透露“2017年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已低于30%”这一消息后，相关话题立刻在舆论场上被“激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数据后发现，3月13日到3月14日的两天内，“恩格尔系数”话题的热度增长7倍，3月15日的话题指数又比前一天增长了50%，微博搜索指数达到584。 事实上在大约半年前，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6年中国恩格尔系数已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富足”标准，而当时“恩格尔系数”一词在微博搜索指数上立刻上升至1526，比此次的指数最高点还要高近两倍。 恩格尔系数是否真的就能表明我国进入“发达国家”？系数本身与我国当前的国情是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力图解开这一变化背后所反映出的真相。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国民收入“重于”恩格尔系数 长期以来，大众传媒都介绍这样一种说法：“传统上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在20%到30%之间”。既然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此番已经降到30%以下，那是否意味着中国自此成为发达国家一员了？这是全民都希望从权威部门那里得到的答案。 毛盛勇在3月14日记者会上给出的答案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不是说恩格尔系数进入这个水平就是发达国家了。” 毛盛勇解释说：“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除了恩格尔系数以外还有很多的指标，比如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国民收入分配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预期寿命等指标，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2017年，尽管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按平均市场汇率来算还不到9000美元。” 对于毛盛勇的相关表态，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副总经理周昆平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也深表赞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比较复杂，背后还是受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所影响。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整体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同时，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贫困老少边穷地区（恩格尔系数）差异整体还是比较大。” 记者也注意到，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虽然去年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为29.3%，的确已经低于30%，但如果分城乡来看，城镇恩格尔系数已降到28.6%，与此同时，农村恩格尔系数还在30%的线上，处在31.2%的水平。虽说目前中国城镇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但农村人口总量依然还有5.7亿之巨。 基于此，在考察恩格尔系数相关变化的同时，还是要分城乡进行观察，以防止出现一些地区生活水平“被平均”的现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如果要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达到“发达国家”国家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比恩格尔系数更应受到关注。“恩格尔系数降到30%，只能表明我们已处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边上，但我们目前仍未跨过这一门槛，接下来还需继续努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201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是8260美元，按照该行提供的标准来看，目前中国已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不过，这一数字离现行高收入门槛线12235美元还有一定距离。 “吃货”拉高广东恩格尔系数 除了“恩格尔系数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向发达国家靠拢”这个话题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争议焦点：有网民提出，中国人爱吃举世闻名。这会不会导致主要考察食物消费占比的恩格尔系数被人为“拉高”，导致中国人实际的生活水平被低估？ 记者在梳理全国各省份统计数据后发现，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在我国的一部分省区市，的确出现了因为“吃货”较多拉高了当地恩格尔系数的现象。 例如，作为我国经济总量排名第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均处在全国前十水平的省份，广东省虽然在各项经济指标上遥遥领先，但是恩格尔系数的表现却“拖了后腿”。 按照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广东全省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3.51%，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30%线，还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记者还注意到，不仅是2017年，之前的2016、2015和2014年三年间，广东省居民恩格尔系数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并且大体上一直保持在34%左右，几年内未有明显变动。 为何经济排名和生活水平均处在全国前列的广东省，其恩格尔系数竟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广东省社科院的专家看来，这的确与广东人爱吃很有关系。该机构2010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广东人的“重吃”、“好吃”全国有名。他们不仅追求吃得好，而且还追求吃得精、吃得细、吃得鲜，食品支出数额就大。因此，广东恩格尔系数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节俭或致恩格尔系数不升反降 除个别省份恩格尔系数可能受特殊消费习惯影响之外，记者在分析各省份恩格尔系数数据时还注意到，与通常的认知不同，一些处在中西部地区、经济整体还不算发达的省份恩格尔系数水平往往低于全国平均线。 例如，据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该省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3.1%，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7.4%。这两个数字均大幅度低于全国城乡平均水平，而该省的经济状况在全国只处于中游水平。 再如，据《宁夏统计年鉴2017》提供的相关数据估算，2016年宁夏城镇恩格尔系数仅为24%、农村恩格尔系数也只有26.47%，看起来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发达区间”。但这一远低于全国水平数据的背后，却是该区人均GDP处在全国20位以后，目前仍存在大片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 为何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反倒是出人意料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此，周昆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在一些农村人口较多的地方，要考虑到恩格尔系数在这些地区表现出的特殊性。” 他表示，我国的农业生产者收获粮食后通常会有一部分作为口粮，在有些地区，这部分比例非常大，农民的食品支出额几乎为零，最大的生活支出就是家用电器和衣服之类，如果按恩格尔系数来判断其生活水平，便会存在一定的局限。 广东省社科院的专家曾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传统的消费习惯也导致恩格尔系数在欠发达地区反而较低。在中国的一些落后地区，长期以来形成“勒紧腰带过日子”的习惯。在家庭收入不增加或增加十分有限时，家庭总支出规模基本不变，但由于诸如学费、电费、水费、医药费、燃气费等刚性支出的增加，一个现实的选择就只能压缩食品支出。这就直接导致了收入低、恩格尔系数也低的“双低”现象。 与此同时，细心的读者也许可以发现，记者在报道中主要以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历年来的变化作为观察的重点，但对于农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则着墨不多。事实上，这与恩格尔系数在评估农村居民生活状况的局限性有关。 除农村消费结构对恩格尔系数带来的影响外，由于农村整体更为接近食品原产地，食物价格变动没有那么剧烈，因此农村恩格尔系数的变动比较平稳，并不能非常明显地看出经济发展对这一指标起到的推动作用。 例如，中国农村恩格尔系数从“4字头”下降到“3字头”花了13年时间，用时大约是城镇的3倍。再如2006年到2012年的6年间，由于当时我国CPI经过多次大幅波动，导致城镇恩格尔系数反复在36%上下来回“拉锯”，而农村恩格尔系数却在这个阶段整体保持下行走势，从43%下降至39.3%，似乎受物价波动影响不大。 周昆平就此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影响食品支出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食品价格，我国地大物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区域不同，使得城镇与城镇、城镇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之间食品供应及交通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同种食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及供应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差别。 “一般来说，农村为粮食生产基地，粮食的自给性消费占相当大的比重，使其粮食消费受市场价格的影响较小；而城镇居民食品价格波动较大，由于受到食品价格的影响，恩格尔系数变动也较大。”周昆平这样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