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新开放观之下，成都不负所望——2017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3941.8亿元，同比增长45.4%，增速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位。“面对新的开放需求，城市实际上是被拉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成都应是西部开放的领头羊，也理应探索自己的开放路径。”
每经编辑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杨 军
位于中国成都的中国-欧洲中心 每经记者张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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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当中国对外开放的注脚升格为“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传递中国方案的信号愈加强烈。融入新一轮开放的浪潮，每座中国城市责无旁贷。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对城市而言，对外开放的机遇将前所未有，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是城市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方向。
新的开放格局在中国已然铺开。去年，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挂牌，这场国家试验正式延伸至内陆地区。“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行，更让西部城市史无前例跃升至开放前沿。多重机遇叠加所在，正是——成都。
在“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新开放观之下，成都不负所望——2017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3941.8亿元，同比增长45.4%，增速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的对外开放已实现提档升级——不仅是引进的内容从项目向平台转变，态度从注入式向浸润式靠近，其最新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送审稿）当中，更将“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列入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
“面对新的开放需求，城市实际上是被拉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成都应是西部开放的领头羊，也理应探索自己的开放路径。”
近日，成都高新区与以色列BP&C集团、四川众生集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成都高新区与以色列海法生命科技园同步建立成都-以色列科技创新中心被提上日程。在许多人看来，这是成都“内陆开放”的再次提升——不仅仅是商品和企业，带有“成都”印记的平台迈上国际舞台，这意味着更多向成都倾斜的合作契机。
“内陆开放”，近年来出现频率空前密集。去年中国提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后，这种机遇上升到最高程度。
“实际上，中国的对外开放已进入‘升级版’。”阮宗泽说，“开放的本质是打破物理阻碍，加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内陆和沿海城市都有机遇。”
阮宗泽更强调的是，这种机遇在国内外经济转型升级下的更多能量。“内陆开放不应是内陆对沿海地区开放的模仿版，它需要有自己的特色，还需要做出对沿海开放的补充。在经济转型要求下，沿海与内陆站上了同一起跑线。”
在成都，变化清晰可见。一个例子是，在以项目为衡量标准之一的背景下，成都“引进来”的结构正在升级——不仅是一个个单独项目的引进，包括美国The LAB硅谷加速器、中英智慧质量工程技术研究院、美敦力高端医疗创新中心、欧洲排名第一的创业加速器SBC等多个世界顶尖创新机构也先后落户。成都高新区去年5月启动的“全球顶级科技园区合伙人计划(TSPPP)”项目，使关于开放的想象再度延展。成都-以色列科技创新中心正是该计划的最新进展。
“开放，首先需要的是理念的领先。”阮宗泽指出，“研究机构的进入，将使先进理念都来此碰撞。这里就成为一个‘再生工厂’，能够生产出属于成都自己的更有价值的想法。”
而在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蓝天铭看来，引进一个平台，更意味着一个“生态系统”的进入。作为开放的基础，互联互通所组建的网络体系尤为关键。如何布网，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智慧。
去年7月，中意文化创意产业园落户成都。从中德开始，中韩、中古、中法、新川，每一个落地的国别产业园，背后均预示着更多国际项目的入驻。
落户几个月后，刚上任不久的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倪飞便马不停蹄赶到成都。在他的工作计划中，成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重要性正是其关注整体的对外合作思路。在他看来，不同国别产业园的聚集将形成配套，而对于产业广泛交叉的欧洲国家，一个国家的进入，往往意味着为其他国家配套的可能，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将形成潜力巨大的欧洲企业生态圈。
在成都举行的智慧技术与质量工程国际合作对接会现场 每经记者张建摄
开放的另一面是，要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对于内陆城市而言，开放程度能有多大，常常与其改革的推进力度密切相关。
柯大卫是成都双流创新创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部长。2017年，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成都国有平台公司的招聘信息，“不限国籍，只看能力”。那时他已是欧洲商会的秘书长，却仍然从家乡匈牙利来到成都，希望抓住这个机会。
“在匈牙利，国有企业或者政府为外籍人士提供工作机会是很少见的。”柯大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直言。
无独有偶。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管理局去年6月招纳了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柯文，他负责的同样是国际业务。
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其实政府部门有外籍雇员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高新区“改革比较彻底的地方。”
不到一年时间，柯大卫已感受到这份工作的巨大价值。他发现，在与外资企业打交道时，能否使对方信服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而他在这方面则有更多优势。甚至他的存在本身就已向这些公司传递出一种信息：成都的开放程度足够使他们在落地之后得到周到的服务。
“对话很重要。”这是柯大卫的深刻感受。而当成都以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全新身份亮相国际舞台之时，需要迅速实现平等互信的交流。那么，采取怎样的对话方式则尤为关键。
去年，成都开展“成都造·全球行”活动，正是期望通过近身交流获取全球对话的机会。据成都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该活动一年内累计组织1200余家本地企业赴德国、新加坡、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举办专题推介活动，签约金额累计超过43亿元。
而在去年8月，作为“川港澳合作周”活动的重头戏，“成都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专场推介会”、“成都建设国家西部文创中心专场活动”两场活动成为成都向世界推介自己的重要平台。成都更要“拼船出海”，充分借助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
在“川港澳合作周”现场诸多香港嘉宾看来，成都的资源、产业优势已十分明显，正需要这样的活动将成都推广出去，找到其融入和参与塑造国际产业格局的优势。
开放不仅是互联互通。城市的开放，最终仍需回归自身。寻找内外兼修的契合点，城市的开放与发展将最终实现良性循环。
2017年，成都开放发展成绩亮眼——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394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4%，增速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与此同时，利用外资实际到位100.4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利用外资水平在中西部保持领先。
在阮宗泽看来，这其实是成都在寻找自身优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效应。他认为，成都应该要做“欧亚大陆枢纽城市”。
他所言非虚。一个例子是，迈入开行的第六年，从成都发出的蓉欧快铁已成为年开行班列数目率先突破千列的中欧班列。据波兰罗兹省长斯特皮恩介绍，如今，蓉欧快铁开往其最初的欧洲终点罗兹的班列已实现60%的回程满载率。而这条铁路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更使其成为成都又一张国际合作的金字名片——作为站点的所在地，波兰贸易局、巴伐利亚州政府均已确定将在成都设立办事处。
这条铁路，正是成都这个位于欧亚大陆中心位置的“明珠”，有优势、更有能力联通欧亚大陆两侧的明证。
而这也得益于成都后发优势的作用。在西南财经大学四川自贸试验区法律政策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霍伟东教授看来，这正是由于内陆的经济体量相较沿海发达城市要小，同时一些制度不如沿海成熟，反而“没有那么多的羁绊”，易于进行体制机制改革试验。
蓝天铭最直接感受到这一变化。2017年，四川与以色列贸易增长达120.1%，在四川与各国外贸增速中位居前列。而作为外国驻蓉领事团团长，他已迎接了来自奥地利的朋友——奥地利已确定成为获批在成都设立的第十七家领事机构。
根据成都最新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送审稿），2035年，要全面建成泛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成都市远景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建议，在“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新开放观之下，成都将有潜力“把发展动力从虹吸区域转变到建立紧密的地域合作体系和开放的全球链接网络上，从嵌入发展转变到建立强大的内生创新能力上，推动本地企业走向世界舞台。”
而在阮宗泽看来，开放本身就意味着包容，意味着海纳百川的勇气。“开放应该是一种‘百花园精神’。”阮宗泽说道，“在多元环境下，人才有比较，才能更加了解到底什么是好的。这种教育的过程，将从人的角度助力城市的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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