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专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 ：全面二孩政策成效仍需观察 人口规模效应不会立即消失

每经实习记者 李可愚 每经记者 胡健 每经编辑 毕陆名

国家统计局上周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这两项数据均低于2016年，这意味着我国人口出生数和生育率出现“双降”。此外，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而二孩数量反超一孩159万人，达到883万人。这也是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的首次。

上述数据引起各界热议。有不少专家和网民认为，初次生育的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不断降低、新生育人口和生育率未来可能不断下降，中国即将迎来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大调整，出现“人口变局”。

对此，《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长期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面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让我们来听听专家会作出怎样的判断。

●生育率下降属于正常现象

NBD：2017年我国出生率和新出生人口出现“双降”，不少人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如预期，您对此如何看待？

冯俏彬：2016年正式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后，新生婴儿的出生情况的确低于各方面预期，但这只能说二孩政策效果不如预期，不能说二孩政策失败，更不能说不应该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人口是一个慢变量，“全面二孩”政策的成效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现在我们已经有两年的数据了。我认为还要再持续观察一段时间。

NBD：您认为影响生育率的其他因素是什么？

冯俏彬：除了政策，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生育率。比如说妇女进入职场后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实现，抚养孩子的成本等等。从经济层面来讲，生育率下降也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很多国家进入到比较发达的阶段后，人口出生率基本上都呈下降趋势。

NBD：推动“全面二孩”政策是否会对我国经济起到刺激作用？如果是，对经济的哪些方面能起到刺激作用？

冯俏彬：“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是存在的。首先是刺激消费，比如说一个家庭多生了一个孩子后，对婴幼儿用品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家庭人口增多以后，会产生改善居住环境、小房子换大房子的需要。此外还可刺激围绕孕期、哺乳期产生早期教育、抚育的整个产业链。所以说二该政策可以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效果比较明显。

NBD：如果“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刺激作用逐渐降低，我国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甚至转变为鼓励生育？

冯俏彬：如果“全面二孩”政策确实对鼓励生育的效果减小的话，也不排除未来生育政策会进一步放开。从目前来看，完全放开应该不会一步到位。在放开二孩之后，还可以考虑放开三孩，这都是属于“放开生育”的范畴。

如果在采取这些措施后生育率依然没有提高，才可能会转向鼓励生育的阶段。这中间有一个循序渐进、慢慢观察调整政策的过程。

NBD：目前，不少人担心如果我国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目前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可能无法负担，您对此又怎么看？

冯俏彬：我认为这（生育增加和社会服务水平）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比如说孩子多了，当然需要更多的托儿所、幼儿园以及更多的学校，那就要建设更多的教育设施。社会服务并不会永远停留在现在的水平，应根据情况变化调整。

现在看起来，放开二孩后妇产科的医生、护士、床位以及孕期辅导等服务的紧张是客观存在的。不过这也反映我国整体医疗资源的紧张与不均，也需要逐渐改善。

●人口规模效应仍能继续维持

NBD：2017年出生率下降是否意味着我国人口峰值已经到来？如果人口峰值尚未到来的话，那会在何时到来？

冯俏彬：新生儿数量和人口峰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口峰值是存量概念，新生儿数量是新增量概念，不是一回事。

人口是一个“慢变量”，不能由一年的数据急急忙忙得出结论。现在有很多专家预测中国的人口趋势，一般都认为中国人口会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即使最早的预测也认为中国要到2021年左右才迎来人口峰值。所以不能因为今年新出生婴儿比去年减少几十万，就认为人口峰值已到来。

NBD：有专家认为，中国生育峰值和人口峰值到来后，将面临人口下降局面，这会使中国经济失去规模优势，您对此如何看待？

冯俏彬：首先，一国人口在达到峰值以后，一定会处于下降态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经济是不是一定要靠这么多人口才能支撑，现在看并不能贸然下这种结论。虽然人口峰值过后使得人口下降，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因此其规模效应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所以说人口规模效应不是立即消失的，而是处在慢慢变化的过程。

当然，从长远来看，由于人口基数变小，中国经济会受到一定影响。为应对这一变化，我们要通过教育、创新驱动，一方面发展和提高人口素质；另一方面提高经济的全要素增长率等来进行对冲。所以，这是一个相互变化的过程，可能会存在风险，但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夸张。

NBD：人口高峰到来后，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劳动力短缺？又是否会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冯俏彬：首先，劳动力短缺现象不是在人口高峰到来之后才出现的。中国现在就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和我们的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转移情况相关。至于劳动力下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这要分行业、分区域来看。比如，劳动力下降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制造业产生影响，对于建筑业、安保这些对资本、技术要求不高的行业也有一定影响。

大家要注意到，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多因素的组合之上的，劳动力的数量只是其中一方面。在看到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劳动力素质正在上升。大学生人数和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有居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都在不断上升。从长远来看，这都可以成为促进经济成长的动力。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劳动力数量多少对经济的影响绝对化。

NBD：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和所谓“人口红利”因素关系很大。如果人口下降不能避免，我们应采取哪些措施确保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冯俏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我们应该做的是坚持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由过去依靠要素投入转向更多依靠科技投入、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这些能够在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永远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依靠这种方式永远增长下去。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追求，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更高的评估，对于工资水平和工作内容质量要求都会上升。

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坎”上，我们要主要依靠创新，而不是完全靠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资源的大量投入来发展经济。从现在的情况看，目前起码已经在理念上放弃了这种方式。

NBD：也有专家认为，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人口高质量发展时代即将来临，您认为我们应采取哪些举措确保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冯俏彬：教育！人口问题的核心是教育！我们应该深化教育改革，让所有人都能接受基本水平以上的教育，使得人口素质得到提高，这有非常多的可做可为之处。还要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对于人口质量的影响也非常大。

NBD：目前，不少人建议我国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考虑放开移民政策，吸引全世界人才移居中国。您认为这一解决方案可行吗？可能存在的利弊是什么？

冯俏彬：我们距离这一步还早得很。一些西方国家，例如德国等国确实需要一定的劳动力，他们也在通过移民引入。但要看到这种方式会引起不少问题，例如族群之间的融合问题、文化之间的融合问题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多举措应对少子化、老龄化

NBD：一般来说，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水平提高密切相关，您认为我们应如何发力，应对“未富先老”的冲击？

冯俏彬：当前除了关注人口总量问题，还应当关注人口结构问题。目前，我国人口结构方面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当前已经出现的“未富先老”现象，其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养老支出会大幅度增加，因为创造财富的群体在变小，而需要养老的群体在增大，这是不可持续的。目前，国家正在研究一些对策，比如说延迟退休政策。这可以挖掘既有的劳动力潜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资金方面的压力。

二是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对养老产业产生庞大需求，所以现在的课题是怎么促进这一产业良性规范发展。目前很多地方在做这方面探索，例如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养老产业领域等。但总体上来说，现在我国的养老产业质量还不高，经验还不丰富。以后这方面要向发达国家多学习，并在服务业进一步放开过程中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总的来说，养老体系建设表面上看在消耗财富，实际上同时也在创造财富和价值。不能把养老事业看成一种纯支出，没有价值产生。未来养老能够产生庞大的产业链，也能对国民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NBD：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叠加，造成的后果是年轻人养老负担重，有人总结为“421”养老模式，即一个年轻人未来要赡养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等六名老人。您认为应如何完善养老体系建设，减轻民众养老负担？

冯俏彬：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方面国家应该更加重视养老保障方面的建设。但养老不仅仅需要政府支出即提高养老金水平，同时还包括整个养老产业链的建设，包括养老社区、养老医疗、养老健康辅导等方面的物质保障；还有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经济需求，这些要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养老产业，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努力。

另外，在养老资金方面，要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为未来多储蓄。另外国家当然要提供基本的保障，但是，如果想有更高更好的水准，也需要自己进行储蓄、投资，企业也可建立对职工的年金计划，形成多支柱的养老资金保障体系，不能把养老希望全部寄托在国家提供的基础养老保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