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银河证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发文表示，林毅夫教授关于对吉林经济“扬长补短”的建议不能适用于东北。
昨日，林毅夫团队成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以9000字长文独家回应《每日经济新闻》，阐明了该报告所提出的吉林经济“要扬长补短”的全部逻辑。他表示，目前轻工业之所以成为东北的短板，不是因为东北地区不适合发展轻工业以及由于纬度高而不能搞，而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发展战略导致的结果。
每经编辑 周程程
每经记者 周程程
围绕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去年底才刚刚告一段落，又有波澜起。
8月下旬，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引爆东北产业发展路径的大讨论。
持不同意见的代表是银河证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他发文表示，林毅夫教授是一位令人敬重的经济学家，其新结构经济学对解释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指导后发展国家的崛起也具有极大的政策意义。但扬长补短的建议，却不能适用于东北。
针对相关质疑，林毅夫团队成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独家回应《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在这份超过9000字的文字答复中，付才辉列数据、讲理论、举案例，有针对性地一一回应关于吉林究竟是不是要抓紧补短板，发展轻工业，以及东北发展轻工业的潜在优势等问题。
“目前轻工业之所以成为其短板，说明东北地区不是不适合发展轻工业以及由于纬度高而不能搞，而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发展战略导致的结果。”付才辉坚定地表示，目前吉林省劳动密集产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江浙要低得多，纺织服务业要低30%~50%。这就是之所以要支持吉林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团队成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
NBD：《吉林报告》近期引发热烈讨论，反映出各界对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对东北问题研究的广泛关注。孙建波和包括您在内的林毅夫团队对于“扬长”都是赞同的，而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要“补短”，对此您如何看待？
付才辉：既然扬长的分歧已经消除，那么我们的分歧就在于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要不要补轻工业的短板。我们坚持认为需要抓住宝贵的窗口机遇期恶补短板，反对不补短的观点。
在此有必要再强调一点，我们报告中对短板的界定——我们认为吉林省的轻工业是符合其当前潜在比较优势的，但注意是“潜在”，可以发展起来但还没有发展起来的产业。而不是说轻加工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短板产业。因此，在我们的眼中，只要通过改善发展这些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使短板变长”。
显然，孙建波的观点是，已经有的主导产业就是长板产业，而没有或者体量比较小的产业是短板产业，不管其符合不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从其评论文章的标题便可以看出，孙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与我们的出发点不同，我们是从禀赋结构出发，而他是从已有的产业出发。
NBD：要吸纳劳动力，东北发展可以从轻纺等轻工业做起，孙建波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表示，目前已经是21世纪，马上2020年了，这些产业在其他地区已有良好基础，再做成本很高。对此，您如何看待？
付才辉：我的观点恰恰与他相反。
首先，轻工业为什么成为东北的弱势产业，我认为孙对其原因的认识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我们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东北包括吉林省目前轻工业的严重缺位不是其不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而是历史上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重工业赶超战略的扭曲结果。
事实上，正如宋常铁先生在其《吉林报告》的评论文章中所引用的经济史数据，“在民国时期，东北的轻工业就已经很有规模了，尤其是酿酒、面粉、榨油、烟草、造纸、毛纺、木材。仅仅191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东北就占到27.2%，靠的除了农产品就是面粉、豆饼和酒精等轻工业品（《东北经济史》据满铁庶务部调查课资料，孔经伟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
可是此后，伪满洲国拼命实现东北重工业化，1942年，东北重工业比重达到79.2%，轻工业20.8%（同上）。从1934年到1940年，食品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4.5%减为11.2%，纺织工业所占比重由23.8%减为16.1%。”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是承担国家重工业赶超战略的主要区域。直到2014年，吉林省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依然是30%比70%；而黑龙江更甚，达到20%比80%。
因此，目前轻工业之所以成为其短板，说明东北地区不是不适合发展轻工业以及由于纬度高而不能搞的，而是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发展战略导致的结果。
其次，结构变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体量上讲，轻纺工业的规模确实在江浙沿海地区比较大，尤其是过去30年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出口加工导向型发展的结果。然而，正是由于轻纺工业发展充分，带来经济快速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资本积累较快，使得禀赋结构升级，工资水平上升非常快，这就迫使东部沿海过去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逐步失去比较优势。
按照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口径，目前江苏纺织业年平均工资为51901元、服装服饰业年平均工资为49296元；而吉林省分别为34826元、29292元。吉林省分别比江苏省低17075元、20004元，即吉林省纺织业工资每月比江苏省低1423元、幅度达到33%。服装服饰业工资每月比江苏低1667元、幅度为41%。
事实上，根据我们课题组运用最近的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所做的测算显示，就纺织品而言，劳动者报酬吉林省只有浙江省的0.47倍，但是营业盈余吉林省却是浙江省的1.66倍，增加值吉林省却是浙江省的8.83倍。这就是结构变迁的力量！
正因为目前吉林省的轻纺行业符合现阶段的潜在比较优势，所以获得了快速的增长。例如，吉林省2016年纺织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7.36亿元，增长16.1%，已经超过能源产业的122.08亿元，现在已纳入吉林省八大重点工业之一。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包括从浙江诸暨转移去的吉林辽源袜业产业集群（棉袜产量近30亿双），从浙江宁波转移去的吉林延边服装业集群（服装产量近2亿件）。
这样的成功案例同样也可以发生在东北的辽宁省，例如从福建晋江等地转移去的辽宁省葫芦岛泳装产业集群（目前世界上每卖出三件泳装就有一件产自葫芦岛）。当然，庞大的轻加工业产业远不止服装纺织业，这里仅仅举这一个例子而已。
在报告中，我们运用GIFF方法估计吉林省在提振轻纺工业短板方面有极为宝贵的五年窗口机遇期，例如：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为51086元，与2010年浙江省的51711元相当。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均在吉林省的100%~300%之间，这些省市近20年来经济增长迅速，工资水平涨幅较快，其过去积累的大量劳动密集型轻纺行业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吉林省均可以在此窗口机遇期内与之合作，创造条件大力承接这些省市的轻纺行业进行产业转移，恶补其轻工业短板。机会难得，而且转瞬即逝，失不再来。
例如重庆市政府就积极有为创造条件，近年来大力承接沿海消费电子等轻工产业转移的机会，获得快速增长。当然，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是现代轻工，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承接江浙轻纺工业转移的方式也需要在转移过程中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这意味着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再次，关于补贴的看法。整体上很容易看到，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相比较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更有自生能力，缺乏自生能力的重化工更需要更多的保护补贴。
例如近几年吉林省重工业的企业亏损面较轻工业严重得多。董香书和肖翔最近立足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最初的“振兴东北”战略进行了评估，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该战略有利于企业产值扩张，但并不利于利润提高——即提高企业自生能力。在此基础上，他们讨论了“振兴东北”战略对企业的影响机制。
实证研究证明，该战略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税收与负债，促进了资本深化，增加了中间品投入。他们进一步发现企业税收下降刺激了产值的增加，但不完全利于利润提高，负债下降与资本深化对于产值的正影响显著大于利润；中间品投入的增加对利润的负影响显著大于产值。因此，基于该实证结果，他们认为“振兴东北”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
从分行业的角度，该研究也发现“振兴东北”战略对于装备制造业企业产值的正影响显著大于整体水平，但对利润的影响为负；而该战略在促进高耗能企业产值提高的同时，却未能提高利润。实证研究还表明，该战略对资源型企业的产值与利润均未产生显著的正影响（董香书、肖翔，“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利于产值还是利润?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2017年第7期）。
最后，即便是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变成有竞争力的产业，还需要有为政府协助企业改善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同样根据我们课题组运用最近的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所做的测算显示，就纺织品而言，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这两项中间品投入，吉林省分别是浙江省的1.39倍、1.96倍。然而，单个企业是无法自己去有效改善电力与运输这些基础设施的。
吉林省等东北地区的各级政府需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大力改善这些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企业成本。据我们调研所知，吉林省还有不少富裕的能源与窝电，地方政府其实可以针对这些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能源补贴以降低企业成本。
NBD：孙建波认为，对东北经济的分析不能像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那样来做诊断。国家产业结构相对健全，不会受制于人。而东北则是一个地区，地区需要明确分工，发展优势产业。对此，您作何回应？
付才辉：首先，东北地区目前人口超过一亿，而全世界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也只有十来个。吉林省2015年末有2700多万人口、其中16~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68.65%、农村人口占比44.03%，人均GDP为54266元，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53980元。目前吉林省的经济体量与新西兰旗鼓相当，但人均收入水平只与非洲的加蓬相当。吉林省差不多本身就是一个体量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或地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不是应该不应该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诊断的问题。
其次，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主要是由什么决定的？再重申一下，孙建波的思维方式是从现有产业出发，而我们是从禀赋结构出发——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长期的产业分工格局主要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并且随着禀赋结构的变迁而变迁，当然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也要转型升级进行腾笼换鸟的原因。
再次，如果从禀赋结构出发，如何看待吉林省的比较优势呢？
概括地讲，受益于东北平原的自然禀赋条件，吉林省在耕地与动植物资源禀赋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造就了其农牧业及其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以中药为主体的医药行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首当其冲的长板产业；受益于吉林省历史遗产积累的重化工业基础，造就了其汽车产业、石化能源及其装备制造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支柱性的工业长板产业；得益于吉林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科技实力，造就了其健康、文旅与创意以及研发产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支柱性的（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长板产业。
因此，吉林省目前需要根据其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积累，大力发展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装备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深挖经济增长潜力。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没什么大的争议。
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吉林省要不要再补轻加工业的短板。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认为吉林省要面面俱到，而是依据其劳动力禀赋结构特征来作出决定。
吉林省2014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533.6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数1447.17万的36.87%；而制造业就业人口只有344.3万，占就业总人口比重23.79%，相比之下，浙江则是达到了40.27%。事实上，以重化工为主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比较弱，大量劳动力不是闲置在农业中，就是游荡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中，或者外出打工——其实这是东北人口外流的根本原因，因为缺乏对应的产业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因此，为了解决就业利用劳动力资源禀赋，目前吉林省就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像前面提到的，目前吉林省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江浙要低得多，纺织服务业要低30%~50%。这是我们支持吉林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大力发展现代轻工业，不但可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推进吉林省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而且出口导向型轻工业还可以提升吉林省的出口以及带动物流、销售、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这正好可以大力弥补吉林省的这些短板。
最后，孙建波的观点确实也代表了许多人对东北发展赶超思维的刻板印象：已经是21世纪，马上2020年了，还需要搞轻工业这样低端的行当吗。这种看法有两个错误：其一是不考虑发展阶段；其二是低估了轻工业的巨大体量及其内部转型升级的潜力。
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收入达到8325.02美元，虽然超过了世界银行公布的中等收入水平，但离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吉林省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全国差不多，但只有天津的47.56%、北京的48.57%、上海的50.38%、江苏的58.87% 、浙江的66.59%，比起世界前沿就差得更远了，例如比起美国的57000美元、德国的44000美元、日本的38000美元、韩国的24329美元来，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21世纪又能怎样呢，眼下的发展阶段明摆着，需要求真务实而不是好高骛远。
另外， 按照林老师五类产业分类方法判断，中国许多轻工业目前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是领先型产业。吉林省发展这些领先型轻工业并不会落后，反而会夯实其制造业实力。
例如，目前吉林省在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三个轻工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均高于浙江、江苏、广东、上海、重庆等省市。吉林省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高于浙江、江苏、广东、上海、重庆等省市，是江苏省的125.4%，足见其领先地位。
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是现代轻工业，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承接江浙轻纺工业转移的方式也需要在转移过程中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这意味着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促进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吉林省目前的装备制造业（不含汽车）只有全国的1%，而为什么最近沿海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迅猛？这是因为在轻工业充分发酵之后，本身需要转型升级，尤其是生产设备和产品质量的升级，因此催生了对装备制造业的需求，包括工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
正如最近马化腾所强调的制造业对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作用一样，他结合腾讯多年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的经验认为，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网络强国是目标，而制造业是数字经济的主战场。
总之，不切实际的赶超思维害死人，这种发展思潮盛行于战后，在发展经济学上称之为第一波“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深受其害。
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应该从各个地区现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出发，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并规划把现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以创造剩余，积累资本和条件，进行产业升级，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地区的目标。
NBD：孙建波提出，如果东北需要补短板，发展轻纺等产业，那么西藏没有家电，西藏的短板需不需要补？他再次强调地区之间要分工，东北有非常强的优势，不把优势发展好了，反而去补短板，这没有必要。对此您如何回应？
付才辉：我正好也主持调查研究了西藏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课题，入藏调查好多次。西藏只有300多万人口，分布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70多个区县当中，它的禀赋结构与吉林省能一样吗，进而其决定的产业结构与吉林省能一样吗？海南有900多万人口，禀赋结构条件及其决定的产业结构就与西藏大为不同，例如海口不也有生产汽车的海马公司吗。
所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从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的产业分工格局主要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并且随禀赋结构变迁而变迁。大家真的不能再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赶超战略的产业结构基础上静态地看待问题。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主张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扬长补短，并非我不主张把优势发挥到极致。
基于吉林省农业比较优势，我们主张吉林省大农业将有很多潜在比较优势；基于吉林省的生态资源、健康食品以及医药基础，我们主张吉林省大健康将有很多潜在比较优势；基于吉林省在轨道交通、汽车以及卫星等装备制造业基础，吉林省将在移动空间装备产业集群上有很多潜在比较优势。
当然，这些潜在比较优势产业也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以及有情社区联合发力，才能变成现实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实现经济增长。
最后，请记住我的忠告：吉林省恶补现代轻工业的窗口机遇期非常短，转瞬即逝，不能再错失良机了！如果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继续被这些不需要抓住机会补轻工业短板夯实制造业基础的观点所忽悠，可能再过十年人们依然还会继续讨论东北振兴。
事实上，吉林省近年来在东北三省中之所以经济形势相对表现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得益于包括食品、医药以及纺织等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告诉我们，他很高兴吉林省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最近超过一汽的产值了。我也感到高兴。很多流行的思潮总觉得东北搞啥都没戏，在去搞轻纺这种短板更容易遭到批评和担忧。
事实上，真的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姑且不考虑悠久的产业历史，吉林省目前在轻纺行业集群方面已经具备了基础，完全有条件进一步迅速壮大。
例如，2015年吉林省的法人单位数，纺织业有209个，纺织服装、服饰业有414个，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有106个，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有1738个，家具制造业有407个，造纸和纸制品业有351个，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有940个，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有261个，化学纤维制造业有32个，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有1020个。
吉林省需要在未来几年的窗口机遇期内迅速抓住江浙沿海地区转型升级腾笼换鸟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主动出击，实施一批现代智能轻纺生产园区承接江浙的产业转移，将其在转移过程中改造升级，打造现代轻纺产业体系。
这个机会是庞大的，但也是转瞬即逝的。例如，浙江省纺织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165倍，浙江省纺织服装和服饰业的产业集群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79倍，浙江省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192倍，浙江省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4倍，浙江省家具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17倍，浙江省造纸和纸制品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33倍，浙江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12倍，浙江省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86倍，浙江省化学纤维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的体量是吉林省的56倍，浙江省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的体量是吉林省的33倍。
这些轻纺产业体系得到提升之后，不但就业可以很好解决、人才不会大量外流，而且也可以迅速补上吉林省外商投资与出口的短板。以2015年的数据做比较，经营单位所在地出口总额吉林省只有广东省的0.72%、江苏省的1.36%、浙江省的1.67%、上海市的2.35%、山东省的3.21%、福建省的4.09%。吉林省如果能够从广东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能带来出口139.4%的增长；如果能够从江苏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能带来出口73.4%的增长；如果能够从浙江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能带来出口59.89%的增长；如果能够从上海市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能带来出口42.46%的增长；如果能够从山东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能带来出口31.2%的增长；如果能够从福建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能带来出口24.42%的增长；如果能够从北京市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能带来出口11.85%的增长；如果能够从福建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能带来出口24.42%的增长；如果能够从天津市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能带来出口11.09%的增长。
总计起来，吉林省如果能够从上述8个目标省市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那么就可以使得出口增长393.71%。
当然，转型需要勇气，过程也是痛苦的。我去走访过吉林省的通化市和辽源市，两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案例，包括新华社等很多媒体都积极报道了。通化曾是闻名东北的“钢铁城”。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通钢为代表的冶金业“一柱擎天”，长期占全市工业总量的三分之一，过于依赖钢铁产业的发展模式让通化吃尽苦头。
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化瞄准当地盛产人参、天麻、贝母、五味子等多种中药材的优势，确定实施“医药城”发展战略，大胆探索“以药补钢”的发展新路。随后，通化成立了医药行业办公室、医药产业发展推进组，相继出台了“招商引资”和“小巨人”企业优惠政策。从那时起，通化就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瞄准“医药城”的目标一干就是20年。
在发展初期，通化医药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企业盈利能力低，产业拉动作用小。为了改变这一局面，通化把创新驱动作为支撑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一方面积极提升本地研发实力，另一方面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借助域外力量研发创新。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通化先后与中国农大、北京林大、中国药科大学等“十四校三所一院”签订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并组织专家科技“巡诊”，破解企业技术瓶颈。东宝等企业与高校院所达成50多项科技成果转化协议。同时，当地还依托重点企业和园区，吸引科研专家团队创业，并积极克服地域局限，在全国各地建立研发基地。
目前，全市医药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41个、国家级技术中心3个，近年先后自主研发了22种国家一、二类新药，为当地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20多年来，通化医药健康产业年均增速28%，最近5年年均增速也保持在21%以上，一个千亿级别的医药城开始在中国赫赫有名。
而今，通化冶金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1.1%。我去年冬天调研通化的时候，很多山东的药企在通化大手笔的投资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如步长药业集团。打破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2016年通化市全年实际引进外省资金930.9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如果当初通化也墨守成规地扼守冶金产业的长板，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当然，这个过程就是凤凰涅槃。
辽源则是吉林乃至东北转型升级的典范案例。辽源曾是被称为因煤而兴、因煤而立、因煤而衰的城市。1990年前后，辽源的煤炭资源渐近枯竭，曾经令人羡慕的煤矿职工开始大量下岗，就业、就学、就医、住房、社会保障等矛盾和问题突出。“十五”末，辽源市的煤炭可采储量仅为611万吨，下岗职工达14.7万人，市区实际失业率超过20%，低保人口占市区总人口的2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经济增长十多年徘徊在2%~4%，而百年煤炭开采带给辽源的还有生态的“伤疤”，占城市建成区43%的采煤沉陷区无力治理。
当年为解决煤矿家属就业问题，辽源纺织业曾十分发达，有“东北小上海”之称。从“小散杂”到集群共进，从默默无闻到中国棉袜生产规模前列，东北袜业园的10年崛起见证了辽源的转型之路。从“一煤独大”转型成装备制造、农产品深加工两大主导产业，高精铝加工、纺织袜业、医药健康、蛋品加工、新能源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接续替代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73.5%，煤炭产业产值占比已不足1%。
到2015年，辽源市人均GDP为62090元，是2010的1.9倍，年均增长17.0%。辽源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吉林省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之一。虽然过程非常艰难，但成绩却令人惊艳！
我之所以耗费这么多口舌回应，并非只是针对孙建波一个人的观点，因为他代表了很多人对东北发展根深蒂固的观念。我的一位学生得知我和大家就《吉林报告》的这个焦点问题在争论时，他发给我一条信息，我就把他的话作为采访的结语吧：“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啊，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普及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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