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大战”折射城市竞争力和创新发展新内涵

李宇嘉

随着各高校应届毕业生逐渐告别校园，近日各地的人才“争夺战”硝烟弥漫。加入争夺人才的城市，不仅有作为传统人才高地的北上广深，成都、南京、武汉、西安、合肥、济南、长沙、东莞等二三线城市，在这个毕业季里也纷纷抛出了重磅“引凤计划”。

过去，各大城市想要网罗的人才，一般是院士、杰出青年、长江学者或至少是博士等处在金字塔尖的高级人才。现在，则是让天下英才为己所用，大学本科毕业生等一般人群也成为引进重点。这些地方政府祭出了包括全面降低落户门槛等各种“招才利器”。

例如在4月份，西安提出“5年投入38亿，引才育才100万”；6月23日，武汉提出“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6月29日，长沙提出5年吸引100万人才。

而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成都召开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提出“蓉漂”计划，以房引人、产业引人和服务引人“三结合”——首先，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加大人才公寓和租赁住房建设，外地本科毕业等来蓉应聘的人才可提供7天免费入住的青年人才驿站；其次，产业新城投放人才租赁住房，实现“蓉漂”安居乐业；最后，实施人才服务“一卡通”，着力建设“政务服务+创业服务+生活服务”全环节人性化的人才服务链。

以上种种措施意味着，地方主政者对于城市竞争力内涵的理解开始发生改变——在城镇化“上半场”，地方政府往往偏重于城镇占地、投资、建楼等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即“建城”。而在当前，当人口红利衰减、要素高成本、地方高债务、城市病突出等现象愈演愈烈之时，“建城”趋于式微，城镇化转入“下半场”即“建市”，回归如城市规划的鼻祖简·雅各布斯所言的城市本质，即人的集中和多样化生活的融合。也就是说，城市不能仅有“城”之金玉外表，还要有“市”之生机内里，城市要以人口密度和人的交互来定义。

城镇化“下半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大城市化”，即人口更加倾向于涌入就业机会多和产业升级快的大城市。近年来，广州、深圳、武汉、郑州、成都、长沙等重点城市每年流入人口在20万~50万。特别是湖北、河南、四川、湖南等“单中心”人口大省，省内人口向省会城市大规模积聚，而非省会城市往往呈现人口“净流出”。

过去，大城市主政者往往用各种限制措施把外地人挡在门外，以减少公共开支、安全隐患，提高城市外表繁荣的形象。但现在情况则有所不同。楼市繁荣近20年来，大城市骨架扩张了3~4倍，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外来人口不是城市的负资产，而是城市发展坚定的正面力量——首先，甫一进入城市，新市民积极生产和赚钱，以便能在城市“扎根”，这是税收、社保的重要来源；其次，新市民年龄偏低，边际消费倾向高，从而带动消费、投资增长，夯实楼市的需求基础；最后，人口集聚带来规模效应，可以分摊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供给成本，而骨架越大的城市，更加需要人口来填充。

更重要的是，各大城市广招人才，也是知识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必然趋势。城市化“上半场”由低人力和土地成本优势下的外向型贸易及由此带来的工业化共同推动，表现在全国各地制造业大繁荣和城市“外延式扩张”。而在城市化“下半场”，成本优势没有了，就要靠创新优势，以创新来引领竞争。

创新具有本地化效应，即创新活动在少数城市更为活跃，新兴产业或企业往往集聚于国家经济体系中特定的几个城市。比如，信息经济和金融是美国的两大国家竞争优势，但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旧金山、洛杉矶和东部的纽约、波士顿，四个城市贡献了美国GDP的20%；日本作为全球高端制造业中心，70%的人口和制造业产值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三大城市群。

同时，创新最重要的是“集聚同类”。社会能容忍持有不同想法的人，有创新想法的人如果能最大限度地凑到一起，才能让不同思想交流、激荡、融合，并促使把成熟的想法打磨出来，最终变成创新行为。创新成果还需要得到融资支持，让企业购买，最后实现“产业化”。在知识和信息经济时代，创新全过程形成闭环，需要的不仅仅是院士等金字塔尖人才，同样也需要大量“异想天开”的年轻人。要知道，马云、马化腾、丁磊在创业之初都不是所谓的金字塔尖人才，他们也都曾经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一个马云可以让杭州成为移动支付之都，可见在知识和信息经济时代，创新的集聚效应对一个城市竞争力的打造是何等重要。

根据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的研究，不管是产品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原料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或者开辟出新的市场，其创新成果的应用非常广泛，特别是一些原创性研究和基础理论创新，其对一个城市、国家甚至世界的影响是压倒性的。因此，能否最大限度地网罗人才，特别是广大青年才俊，这是城市能否赢得竞争力的前提。

但在另一方面，高成本已成为“创新大敌”。由于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近年来美国大量初创类科技公司开始从“硅谷”所在地旧金山南部的圣何塞，溢出到西海岸北部的西雅图和奥斯汀。与此类似，深圳此前之所以被称为“创新之都”，与香港特区一些公司北上创业有关，如大疆科技、大族激光、顺丰等。但到了现在，深圳也开始和香港一样遭受高成本、高房价困境，近年来更是有部分科技公司“逃离深圳”。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新一线城市”纷纷抛出“橄榄枝”，吸引人才和企业。近期，58同城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线城市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开始滑落。当新就业人群难以通过购房“扎根”北上广深的时候，人才流入内地大城市就成为次优的选择。

目前，“抢人大战”轰轰烈烈，最终效果如何虽然不得而知，但重视人才的这一股潮流无疑值得鼓励和提倡。吸引人才本质上是搭建一个平台以筑巢引凤，创新高地的形成是人口集聚后互动交融的自然结果，地方政府能做的是让人口最大规模集中，鼓励有思想的人自由地聚在一起，并提供创新思想和企业自由结合的通道，要有筛选和激励（如上市）机制去奖励脱颖而出者。

搭建平台，并靠低房价、高补贴、好的自然环境等优势把人才引过来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在培育创业软环境（平等竞争、法律意识、重视智力）上加强制度建设、规则建设、公平透明的市场秩序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而且要让建设成果实实在在“落地”，才能最终形成良好的创业环境、浓厚的创新氛围和空气。

同时，地方政府要推动创新转化为市场和社会自主主导，而非人情和社会关系主导，才能让人才和新市民进得来、留得下、工作生活得惬意。（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