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设立雄安新区 我国内生增长真正“起航”

李宇嘉

“春天的故事”再次唱响，雄安新区横空出世。雄安的寓意很好，雄起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大国经济强势复苏，安好是突破体制束缚，从外向型发展迈向内生发展的“低增长、高质量”新常态。

雄安新区的规格之高前所未见，官方对它的定义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深圳的“圈”打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浦东的“圈”树立了我国经济如何实现工业化的“标杆”。雄安新区要对标深圳和浦东，“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类表述也是第一次出现。

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绝非一般，这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和理解它呢？

设立雄安新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事实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谈了很多年，特别是在京津冀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后。

但由于河北与京津两地发展差距较大，在现有格局下很难实现疏解功能，只有另立雄安新区这样高规格的“新炉灶”，才有足够的吸引力、承载力。

这意味着，除了部分行政功能迁往通州外，北京要将大量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机构迁往雄安新区。

因此，雄安新区将打造京津冀国家“增长极”，这是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我国又一个“增长极”。

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设立的时间，恰好是我国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僵化和封闭、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以吸收全球工业和城市化文明，初步建立起工业化基础的时期。

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们抓住了全球贸易一体化和制造业转移的红利，并将这一红利与低成本优势结合起来，并迎合外部需求爆发，接入外部市场与技术，初步建立了现代化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将国际贸易和实体经济产业链区域间失衡、资本主导红利分配格局的制度积弊暴露无遗。加上全球第五次产业革命迟迟无法破茧，新兴产业尚未出炉，最终导致全球贸易金融、实体经济不得不再平衡，并出现逆全球化的潮流，“黑天鹅”事件频频爆发。

同时，国内低成本要素环境承载力触及“天花板”，因此，在“世界工厂”的现代化基础上，实现我国综合国力壮大和大国复兴之路开始面临障碍。

逆全球化如何演进还不清楚，但内外部环境的约束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和大国复兴之路的巨大障碍，我们必须要审视这一点，并做好改革和战略部署。

由此，“一带一路”开始起航、内生发展备受重视。纵观发达国家兴起之路，外部文明和技术吸收固然重要，但强大的内需实力和内生发展，才是一国综合国力壮大的“引擎”，也是对冲任何负面冲击的“稳定器”。

当前，发达国家每年2%~3%的增长，就足以实现就业和人民安康，原因就在于强大的内需“稳定器”。我国仍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轨道上，内需没有被满足甚至严重滞后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城市地下管网脆弱、公共服务不均等、20%的人仍旧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老旧破”房子中。在农村，很多农民无法充分享受工业和城市文明，甚至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

在全球来看，这是最诱人的内需，也是再好不过的发展动力和潜力。雄县、容城、安新距北京和天津并不远，但他们却是全国比较落后的地方。甚至，亚洲发展银行在2005年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即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省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带。

很难想象，全球知名的国际大都市周边还存在着贫困地带。无论是日本东京圈、韩国首尔圈，还是法国大巴黎、美国旧金山湾区，核心城市周边都是发达的经济带。因此，利用好大城市的辐射，壮大周边内需以建立区域经济“增长极”，这将是我国从借力外需到内生增长的路径选择。

深圳和浦东都有大港口，都在沿海地区，这是我国借力外需、融入世界的改革开放的标志。雄安新区则雄踞内陆，这是我国从借力外需到内生增长发展路径的转变，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真正实现大国复兴的自我突破之路。未来，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环京津区域，不仅将吸收京津转移出的产业、服务和人口，更将吸附京津城市化红利。

雄安新区将打造我国又一“经济增长极”，更是我国内需崛起、内生发展路径建立的标志。同时，北京也将告别沙漠逼近、地下水枯竭、阴霾沙尘蔽日、交通令人绝望、人口畸形膨胀的局面。

北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聚集在此，大国的复兴不能脱离文化的复兴和传承，北京回归首都定位和历史文化名城本源，将连同我国内生增长，成为中华经济文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