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克友：后“人口红利”时代 生育政策需更多反哺

每经评论员 傅克友

2013年，我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仅仅两年后，即迅速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意味着社会对人口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又经过一年多，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知。

国家卫计委近日宣布，2016年，二孩及以上在出生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45%，较2013年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最重要的是，出生人口有了明显增加——据估算，2016年出生人口超过1786万，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年份，比“十二五”时期年均增加了140万以上。

可以这样说：二孩政策到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显然，这个成效还不足以令人欢欣鼓舞。如果考虑到“十三五”时期，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大约减少500万左右，形势就更加不容乐观。

由于生育成本偏高，一些家庭在生二孩的问题上还存在顾虑。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按照中央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力图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这说明中央对人口问题的认知是深刻的，落实二孩政策的态度也是鲜明的。

不管承不承认，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目标正紧密相连，具有越来越多的理性。

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成为巨大“人口红利”的一部分，助推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它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种种难题，因此需要人口政策改弦易辙。

人口一度被认为是社会负担和资源的消耗者，这发生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背景之下。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意味着总抚养比下降，带来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这是世界上劳动人口的最高比例。经济学家蔡昉相信，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

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追求人口红利和经济发展，中国承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种种社会成本，比如失独、老龄化程度加速。在特定时期，这可以认为是一种适当的选择。

但是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廉价劳动力的过剩成为往事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口的重要性，无论是人口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还是年龄结构的效应。

这就是为什么在青壮年集中流入的一部分城市，房价会飞快地上涨。而青壮年流出的那些城市，房价就难有什么表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如果有危机的话，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人口的危机。

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是从2012年开始的。而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的经济活动人口，在2017年也将达到峰值，在之后将逐步负增长。计划生育政策在现阶段的调整，显然并非偶然和巧合。

生育政策调整，既然有经济发展的工具理性，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它“独善其身”。不过在后“人口红利”时代，还需要更大力度的反哺机制，来推动生育政策的落实。

一是社会对家庭的反哺。生育不只是家庭之事，而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即经济发展的社会需要。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生育的成本也不应该完全由家庭来承担。如果这样的社会需要越强烈和迫切，生育激励机制就应该越大。

按照相关机构预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增加到14%，中国只需要26年。老龄化的速度，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快。而这些国家的生育鼓励政策，包括经济支持、提供托幼服务等，都比我们更完善，更值得我们借鉴。

二是“人口红利”对生育的反哺。当年的“人口红利”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实很多独生子女家庭承担了相应的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成本，又加速了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来临，让今天的家庭承担了更大的生育成本。

比如，很多独生子女正在成为今天的生育主力军，但“4-2-1”的家庭结构，带来“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负担，让他们生不起或者不敢生。从“人口红利”中，拿出一部分反哺生育政策，可谓正当其时。

如果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计划生育家庭为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牺牲，那么，现在无疑到了反哺生育的时候，而且需要立竿见影、口惠而实至的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