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提升社会投资“温度”须系统谋划

◎周子勋

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7%，虽然整体经济增速在预期之内，但作为判断经济景气的关键指标，现在民间投资增速显著下滑值得担忧，这已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今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对此高度关注，国务院启动了针对民间投资的专项督查，相关议题也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专门讨论。

日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各省（区、市）政府负责人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李克强指出，激发社会投资活力，要依靠改革的力度促升社会投资的“温度”。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特别要摘掉所有制歧视的“有色眼镜”，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清除各类制约社会投资的显性或隐性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宽财政、稳货币”是未来政策取向

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一直力推简政放权，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但在现实中，部分地方“不作为、乱作为、乱收费”的现象依然普遍。

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公布的《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所指出，当前我国投融资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简政放权不协同不到位、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等。对此，《意见》明确提出了五项重点工作，包括改善企业投资管理，充分激发社会投资动力和活力；完善政府投资体制，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创新融资机制，畅通投资项目融资渠道等。

特别是，为了放松相关管制、激发社会投资动力，《意见》明确要建立投资项目“三个清单”管理制度，包括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管理负面清单制度（除目录范围内的项目外，一律实行备案制）、企业投资项目管理权力清单制度（各级政府部门行使的企业投资项目管理职权以清单形式明确下来，严格遵循职权法定原则，规范职权行使）、企业投资项目管理责任清单制度（厘清各级政府部门企业投资项目管理职权所对应的责任事项，健全问责）。

一般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仍较多，“宽财政、稳货币”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宏观政策的基本取向。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三季度之后，全方面稳增长力度可能进一步加大，我国将加快下达预算内投资和专项建设基金项目，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交通网络、地下管廊、水利工程等建设，经济运行环境正在改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加宁日前也表示，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大，下半年需要找准发展瓶颈，推进结构性改革政策是有必要的，可以上一些早晚都要上、早上早获益的大项目。

从上述看法可以发现，当前多方都对以投资来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寄托了较大的希望，还是希望以最熟悉的“财政扩张+投资拉动”的方式，来撑住短期经济增长。

●要给地方和国企留出更大“试错”空间

在当前稳增长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促投资稳增长，必须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央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也正是希望藉此挽回不断下滑的民间投资动力。不过，激发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可谓说易行难。

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大，投资领域更是国企和政府投资大行其道。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仅增长9%，民间投资更是大幅放缓至2.8%，其中6月份更是首次出现负增长。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国企投资的快速增长，上半年按年增速达到了23.5%。

从地方情况看，中西部地区、东北一些省份民间投资回落令人忧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处在尴尬局面中的民间投资在短期内可能很难转好，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调整新阶段，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市场环境偏紧，传统行业投资不旺，都导致民间投资意愿不强。此外，来自政府和政策的问题也阻碍了民间投资，国务院督查发现，部分地方存在民间投资准入门槛过高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投资的增长。另外，贷款难、贷款贵的老问题也影响了民间投资的增速。

由此可见，政府应该转换思路，系统谋划，更大力度地开放市场准入，拓展和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市场领域去竞争，通过企业实体的发展来形成外部竞争，以实力来推动市场化改革。同时，围绕国企改革，要给地方政府和国企留出更大的“试错”空间，鼓励各方“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推动国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战略性退出。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局面下，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也好，鼓励民间投资也好，鼓励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也好，没有什么政策能做到面面俱到，需要在摸索中找寻恰当的推进方法。要放开各方的手脚，释放其积极性。

●消费支出已成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客观而言，在没有切实破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因素之前，今年对于投资支撑经济恐怕不能期望过高。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经济最值得关注的是向消费转型。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达到73.4%，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表明中国正在向消费社会急速迈进。

近几年，中国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2013年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50%；2014年突破了50%的门槛；2015年的贡献率则大幅提升至66.4%；2016年上半年，更是突破了历史性的70%大关，达到73.4%。

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量中的贡献大增，这对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看，长期以来中国都是看投资，但今后则要看消费。如果很多人不把消费当回事，政策制定不围绕消费来做文章，这对中国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当然，中国近年最终消费的增速和贡献率也有一些隐含的问题，比如总体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以及投资增速的下滑，都会造成最终消费的相对提升。据估计，从时间序列来分析，如果挤出经济增长率下滑相对凸显最终消费这一因素，中国的最终消费也会有较快的上升，大致真实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应该在60%以上了。

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果稳定在60%以上，意味着中国在向消费社会稳健转型。进入消费社会对中国意义重大，很多系统性的改变将会发生，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今后的中国，老百姓的钱比政府的钱对中国经济增长更为重要！中国经济未来如何发展，今后是花钱的问题——要看老百姓如何花钱。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收入提升和花钱的时代。在生产端的改革（也就是供给侧改革），必然要顺应这种转折的发生，随之进行调整。决策层提出有效供给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可以说，抓住消费就是抓住未来。（作者系《中国经济时报》社评理论部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