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信任和信用是激活民间投资的两大关键

◎谭浩俊

国务院所有在京领导，以及31个省（区、市）政府负责人和各部委负责人齐聚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只为了部署一件事：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这一场景发生在7月18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各省（区、市）政府负责人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工作会议上。

按照国办相关人员的说法，这样隆重的阵容讨论一件事，之前没有先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央对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担心和重视。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1~6月民间投资的增速已经回落到2.8%，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则下降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了3.6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确实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难题，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稳增长的最大难题之一。因为，按照目前的经济结构，民间投资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民间投资稳了，实体经济发展也就稳了。在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只有依靠民间投资的增强，来改变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更重要的，一旦民间投资的活力得到释放，对于缓解市场流动性风险，避开“流动性陷阱”，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显然，中央如此重视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问题，可谓抓住了当前经济工作的关键。前提是，要找到民间投资回落的原因。按照有关机构的分析，造成民间投资增速放慢的原因，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对经济和后市信心不足；缺少有效投资标的；融资难、融资贵；有效投资渠道较窄或不畅，投资审批手续繁琐以及因此滋生的各类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较多等。另有媒体分析，近年来民间投资海外并购力度加大，特别是今年以来并购力度明显加大，也是造成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之一。

应当说，这些都是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关键因素。从民间投资增速放缓的实际情况来看，信任和信用才是造成民间投资增速放缓最为重要的两大关键点。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两个非常“虚”的概念。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信任和信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民间投资。殊不知，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政府和国有投资一直非常强势的大背景下，民间投资有被边缘化的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有关民间投资者进行权钱交易的案件被连续查处和曝光，各方对民间投资者和政府的信用度、形象、信任度等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加上前些年政府通过负债建设的工程，也有部分出现了信用缺失现象，民间投资者拿不到属于自己的回报，一些地方因为少数民间投资者资金实力不强而出现半拉子工程，也使得地方对民间投资者的信任度下降。

双方信任度和信用度的下降，毫无疑问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继而影响到民间投资的增速。

以目前比较流行的PPP项目为例，尽管民间投资者十分希望参加PPP项目建设，将手中的资本社会化，为社会多做贡献，也从中获得一定的回报。但在实际操作中，会发现并没那么容易。一方面，地方出于某些风险考虑，往往很难有效把握好合作的回报，给民间投资者一个可以接受，但不会出大风险的回报率，从而使许多原本可以合作的项目，出现难以推进的现象；另一方面，即便双方就项目合作能够达成共识，但民间投资者又担心地方不守信用，一旦换了领导是否还能履行协议，心里觉得没底。最终，种种担忧也使得部分项目谈而无果。

7月11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发布了《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季报第3期》。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财政部两批示范项目232个，总投资额8025.4亿元。其中，执行阶段项目105个，总投资额3078亿元，落地率达48.4%；签约社会资本共119家，其中国企65家，非国企参与率45%。

正是基于这种格局，在已经签约的PPP项目中，国有资本仍超过一半，且开工率明显高于民间投资。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中，同样存在着彼此不信任、信用不好的问题。而且，相当一部分民间投资者还担心政策会变。

当前，决策层对民间投资的重视，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能否转化成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者的动力，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制度保障。

近日，中央又出台了《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从制度、政策、政府与企业投资范围、行政审批等多个环节，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了新的目标，也简化了审批程序。民间投资的发展环境得到大幅提升，接下来就看各级政府能否趁热打铁，把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给民间投资者一份信任和信用。同时，民间投资也给政府回馈一份信任和信用，从而真正形成有机统一。那么，民间投资下滑的问题，就会得到有效解决，民间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能得到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