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未有效拉动民间投资？缘于资本回报低甚至为负

◎每经记者 王辛夷

被寄予厚望将充当驱动经济增长火车头的民间投资正在遭遇麻烦——2015年全年，我国的民间投资增速为10.1%，略高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然而到了今年1~4月份，这一增速已迅速下滑至5.2%，与去年全年水平相比接近腰斩。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在今年前4个月里，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增速从去年全年的10.9%大幅拉升至23.7%——这一进一退之间，反映出投资结构正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显然也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自5月下旬以来，国务院派出9个专项督查组，在未提前通知地方的情况下，先后到江西、黑龙江、广东、湖南等18个省市区，对民企投资情况进行了10天的督查。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度活跃的民间投资缘何突然“静”了下来？政府投资的扩大为何没能激起民间投资和消费热情？针对以上话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太和智库研究员张超。他认为，政府投资存在着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他同时强调，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这样的“中药”，而不能仅仅依靠财政刺激和央行放水这样的“西药”。

民间资本到底怎么了？

这或许是从中央高层到市场参与者，再到机构和学界都在努力探寻答案的一个焦点话题。

早在今年前4月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尚未发布之时，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曾作出部署，针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紧接着，先是由《人民日报》在上月刊载了《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在文中提出，“稳”的基础仍然主要依靠“老办法”，即投资拉动。权威人士同时提到，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接下来到了5月底，《人民日报》又发表述评文章，呼吁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政策。

而在5月下旬，国务院还派出了9个专项督查组，赴江西、黑龙江、广东、湖南等18个省市区进行了督查。9位带队组长包括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等九大部委的副部长，级别最高的为正部长级。

不少民企向督查组讲了很多生动的大实话。比如一些受访的民间企业家反映，招商引资时企业被奉为座上宾，但在项目投产后，地方政府承诺的条件不兑现情况比较普遍，“新官不理旧账”问题较突出。企业将之形象地描述为“JQK”：先勾我们进来，圈块地给我们，然后再尅我们。

为何民间投资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偏冷的势头？《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梳理近一段时间督查组接到的反馈情况以及高层的表态，并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张超，请他来解答我国目前极力提振民企投资活力背后的原因与逻辑。

民间投资增速为何在短期内腰斩？

现象：国务院督查组在调研之中，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反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对民企的贷款收缩过大，企业贷款难、融资成本高、贷款期限短的现象普遍存在。

东部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向督查组反映，企业投资一个项目需融资2亿元，多方申请贷款无果，最后仅贷到500万元，年息10.4%，还要把30%的贷款资金返存在银行。

NBD：最近几个月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下滑，同时国有控股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高达20%以上。这是为什么？

张超：首先是因为民间投资“没弹药”。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弹药就是“钱”。现在民间投资下滑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投资“挤出效应”偏大。

这不光是因为政府投资占用了金融资源，使得民营企业投资成本提高，还因为许多行业的“国企”与“民企”的身份差异，导致融资成本的区别。从数据看，前4个月信贷更多流向了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投资又走到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拉动GDP的老路上，而民间企业投资增速相应减少。

现在的融资成本虽然整体有所下降，但是对于私人部门来说，始终处在很高的位置，银行通过价格这个杠杆，阻止了部分融资的出现。

现象：“现在民间投资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缺乏公平待遇。”重庆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向督查组坦言，虽说市场需求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但并非所有行业都不挣钱，比如不少医药、文化、环保企业效益都不错，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也想扩大投资，但屡遭“碰壁”，影响了投资动力。

NBD：民企投资始终绕不开“玻璃门”和“旋转门”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张超：是的，银行对于私人部门和国有部门贷款的价格一直都是不一致的，但现在出现了私人部门“惜贷”的现象，最核心的原因是政府投资的东西，往往是私人部门不会参与的，因为从经济性的角度来看，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这些项目。

但政府不投资的，都是私人部门早就已经投资过剩，他们也不可能再追加投资。私人部门对投资效率非常敏感，他们投资的前提是预期不能亏损。

说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其实是民营企业想要投资的，政策不允许民间投资进入，或者说给出的价格不合适，比如石油开采、电信等垄断行业。政府在鼓励社会资本投入这些领域时，必须以市场的价格来吸引社会资本，否则亏本买卖社会资本肯定不会做。

现在政府大力推广PPP模式，核心问题是要告诉民营资本如何退出，只有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明确下来，PPP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现象：5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一季度经济数据释放触底反弹信号的大势下，民间投资增速却回落，应引起高度警觉。民间投资增速跑输全社会投资，是最近几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有鉴于此，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相关政策落地，进一步放宽准入，打造公平营商环境，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

NBD：为什么2009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有效地带动了民间投资，而这次似乎还没能体现出拉动效应？

张超：因为现在的投资效率还不够高。政府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拉动民间投资以恢复经济增长动力，说白了就是花1块钱要带来2块钱的效应，而另外1块钱的效应就是民间投资带来的。比如2009年的“4万亿”和2012年的“4万亿2.0”，大量的政府投资带动了民间投资，为经济增长“托底”。

可现在不能再这么做，核心原因在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下滑导致了“投资效率”的衰退。2009年中国经济产能过剩，高库存、高杠杆等问题虽然存在但并不突出，企业的边际生产效率虽然没有因为“刺激”而大幅提高，但也高于当下，投资效率依然为正。2012年的第二次“刺激”效果就明显不如2009年，进而激化了高库存、高杠杆的矛盾，导致了基建领域“投资效率”快速下滑。因此，现在持续的基建投资已不可能再激发民间投资的热情。

而且要注意，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有一个前提——投资回报为正。可是现在政府投资的方向依然集中于传统基建领域，带动的上下游产业依然为“过剩行业”，寄希望资本回报为正显然不切实际。

激活民企如何处理长期与短期关系？

现象：5月权威人士答记者问时表示，短期内，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处理好“稳”与“调”的关系，关键是把握好“度”，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把深化改革作为主要抓手。

NBD：要想拉动民间投资，政府应该做什么？

张超：短期动力来源于“休养生息”。现在很多行业不景气，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政府需要采用大幅降低税、费的政策，给企业“休养生息”的机会。虽然降税费短期内会影响政府收入，但在经济低谷缓解企业压力可以更好地促进发展，最终税收收入反而是增加的。

此外，减税的财政政策其实相当于将如何投资的决策权还给了企业部门，而企业部门的决策通常比政府部门的决策效率更高。当前我国推进全面营改增，也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至少从目前来看，营改增降低了税负，这种政策鼓励了企业转型，给企业更大的回旋余地。

现象：通过休养生息，短期之内让企业恢复活力，为技术进步储备能量，但长期的、核心的动力还是技术进步。

5月权威人士答记者问时强调，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的情况下，“进”才是“稳”的根基。“进”，就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这需要时间。

NBD：除了技术进步，长期来看还应该如何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

张超：长期动力来源于制度上的“釜底抽薪”。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生产率”，而生产率的提升无外乎技术提升和制度改革。

生产依靠三个要素：资本、人力和技术，但还有一个潜在因素影响着这三个要素，那就是制度。在资本、人力、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制度对经济发展有根本性的“刺激”效果。

比如说上个世纪的“联产承包制”，土地和资金的资本投入没有变，参加劳动的人口数量和技术熟练程度没有变，农耕技术没有变，变化的仅仅是收入分配的制度，可释放出的生产力变化却非常惊人。

当下中国的体制改革，比如国企改革、税收改革、土地改革等就是在生产要素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依靠制度的变化再推进一个类似联产承包制的变革，从而激发生产力的提升。

现象：5月权威人士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退一步”为了“进两步”。

NBD：不论是体制改革，还是科技创新，应该并非短期之内可以实现的吧？

张超：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体制改革和创新投入的增加是恢复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最核心的方法，任何“刺激”都无法替代。当然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下中国更是触及利益再分配这样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并不能期待短期内体制改革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也要客观地认识到，创新投入与产出回报之间的时滞较长，期待短期内体制改革与创新就可以让中国经济重回高速增长是不切实际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必要用“中药”调理替代“西药”压制。我认为调整结构、释放活力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更像是“中药”，虽然见效慢，但治疗的却是经济的病根。而财政刺激和央行放水就像治标不治本的“西药”，况且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了对“西药”的“耐药性”。我们当然不能只因为中药见效慢就放弃长效治疗。

同样的道理，为了尽快“治愈”中国经济的病症，现在反而更应该加快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落地措施，不但出台财政、政府投融资、国企等领域的具体改革方案，更要花力气监督落实相关政策，以制度的优化再次激发发展的动力。同时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往哪里投资才能拉起居民消费？

现象：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6%。

NBD：在经济学里，政府增加开支被认为是拉动消费的一种途径。如果政府投资不能有效带动民间投资，那还会对消费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吗？

张超：政府投资“原动力”的基础是“开支乘数”理论。开支乘数理论假设政府开支导致居民收入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加消费和产出，而消费和产出又是民间投资的重要动力源。

理论上来说，政府投资或者花掉1块钱，企业便增加1块钱收入，这1块钱最终作为工资变成普通消费者的收入，消费者将其中一部分存起来，另一部分花掉，花掉的这部分又带来GDP的增加，于是企业收入再次增加，居民收入也增加，这又将引起更多的消费和增长。

但这个逻辑在当下的中国并不完全成立。对于中国的情况，政府投资对消费的拉动比较有限，其效果主要在于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因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不会因为政府投资而上升。也就是说，居民收入每增加1块钱，居民愿意花掉的比例并不会提高很多。相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基本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NBD：为什么政府投资不能再起到明显拉动消费的作用了？

张超：原来在短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过程中，消费是排浪式的，生产的产品是大家都需要的，比如大家都需要房子、车子，需求存在的基础在于“从无到有”。而现在消费看重“我的特性”，“90后、00后”逐渐成为社会劳动力主体力量和消费的生力军，其消费观念、消费方式都与前几代人群有着明显的差异，个性化消费也逐渐取代了排浪式消费。

为什么同样的投资，原来有效，现在失效，因为政府投资只能带来排浪式的消费，如果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大思路，不但会与“新消费”模式产生冲突，冲抵政策效果，更可能从根本上抑制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固化经济现有的矛盾。

现象：5月权威人士答记者问时提出，从我国来看，价格形势也趋于复杂。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总体稳定的情况下，猪肉、鲜菜价格大幅上涨且在春节后仍居高不下。此外，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部分服务领域价格持续上涨。

对部分食品涨价问题，既要加强调配、保障供给，也不能反应过度，干扰价格信号，对城市低收入群体，各级政府要及时跟进补贴政策，做好托底工作。

NBD：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

张超：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短期看最重要的就是降低通胀水平，尤其是和民生直接相关的通胀率，比如蔬菜、粮食、肉蛋、禽类这些食品的价格增长，是直接关系到普通居民生活的，这些东西的涨幅要降下来，让老百姓确实感觉到东西便宜了，先解决吃的问题，实现社会根本稳定才有基础。

同时，结合目前固定资产投资较低的问题，适当的基建投资更应该偏向产品储备等类别，尤其是可以保障民生的领域，一方面储备可以用来平抑物价，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投资，拉动了GDP。

其次要完善收入再分配的过程，通过税收调节再分配。这当然不是普遍性的减税，而是结构性减税，实现财富再分配。此外，政府可以做实社保和养老金，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

如果居民不愿意花钱，需求不足，政府要做的也不是替大家花钱。因为政府增加的这部分花销迟早要通过征税的方式抵消。到头来影响了市场对需求的预期，给了企业部门错误的信号，还可能扭曲家庭部门的消费行为。

现象：5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我国还不是制造强国，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品种结构、产品品质、品牌培育等方面与消费者的需求尚有差距。一个最为显见的例子就是国人在海外的“买买买”。

各级政府要着力完善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推动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NBD：这样说来，难道政府投资不需要增加？

张超：我们现在的消费情况是，居民愿意花钱，只是不愿意把钱花在我们现有的某些产品上。每年有那么多人出境购物，大量的消费流向海外，自己生产的东西却没人买，这显然表明存在着无效的投资，私营部门也不可能再增加这类投资。

政府要投资，但是要投向民生和保障领域，投资不仅仅要拉动GDP，更要从底层的民生去考虑，这是目前最有效的投资。而且政府投资要完全从竞争行业里退出，即不以挣钱为目的。

政府投资不是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投资的领域和消费关系不大，谁也不会天天买水泥、钢材，政府投资的东西和居民消费关系太远。以前经济不好了，建一个钢厂，期待的“GDP成绩”就出来了，但是这样的硬环境只是各种投资中的一部分，所带来的软环境损失以前没有意识到，所以造成了现在的困难。

现在政府还是要投资，投在软环境的建设上，这个软环境指的是制度环境、法制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等。这个投入在短期内可能就是政府花了钱却看不到GDP的明显回升，但它对经济是有托底作用的。

软环境的建设见效慢，但持久性强，软环境建成了以后可以造福百年。所以现在要减少硬件投资，而要把极大的资源和精力放在软环境投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