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的前提，是你首先得有初心

◎每经记者 丁舟洋

一代奇女子杨绛离开人世，留给世人无限缅怀。与她的安于寂寞、不忘初心相比，为什么当下的文化影视产业如此急功近利？为何影视文化界再难出像杨绛先生这样的独行者？

“不忘初心的前提，首先是你得有初心。更需要有容下手艺人坚守初心的社会环境。”从业20年的职业编剧余飞对我说，反观现在的社会环境，眼球经济至上、点击量至上，手艺人难免困惑、怀疑甚至迷失。

“虽和杨绛先生是邻居，我却与她素未谋面。”当我提起杨绛时，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如是说。

想起杨绛的散文《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杨绛先生虽一生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但她至少在改革开放后期得到了不错的生活保障。“所以她可以就像唢呐大师一样，即便大众并不热衷于听唢呐，但只要国家和社会尊重艺术、重视手艺人，给唢呐大师有尊严的生活条件，她就可以继续潜心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余飞说，而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坚持不管外界想法，只吹唢呐的人，放在现在恐怕要为生计发愁。

联系当下的影视行业，以传统手艺人自居的职业编剧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集体焦虑。原因何在？余飞认为，很大程度是因为金融资本的大量介入，资本天生逐利，而且想赚快钱。从文化品质的角度来说，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资本改变了影视界的‘玩法’。”余飞进一步解释道，对作品的评价标准不再是文化价值，而是吸引了多少眼球、背后有多少粉丝、能获取多大的点击量。“大家困惑，这样坚守下去还有没有意义？于是在坚守与对抗中，有的人屈服了，因为你的孩子要上学、你有老人要赡养，你需要资本认可，才能供养生活。”

现在我们是票房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我们还有“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第一大图书出版国”的头衔。但这就意味着我们是文艺创作的强国吗？剥开喧嚷的表面，中国的影视文化是繁荣还是泡沫？

小说《清明上河图》作者、电视剧《手机》的编剧宋方金感叹：“最近两年里的作品，大部分是业余水准，按照编剧的专业水准来看，这些作品是不应该被拍摄的，而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智者如杨绛，经历了文化思潮与贫瘠，对此似乎也早有思考。“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她写道，“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不管资本如何，我们就是永远只写自己熟悉的，只写自己相信的，只写一往深情的，只写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宋方金说。

窗外纷纷扰扰，窗内人还是要认真做事，踏实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