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历史性协议 地球“升温开关”设定2℃上限

当地时间12月12日，原定于早前一天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在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落锤后闭幕。当日，195个缔约方在巴黎达成了新的全球气候协议——《巴黎协定》，这是历史性的协定，标志着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减排裸奔时代”的终结。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这是“拯救地球的最好机会”，人类迎来了“特殊时刻”。

上述协议确定，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作为全球最大排放国，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会后表示，《巴黎协定》是一个公平合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传递出了全球将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积极信号。

尽管各国政要用“历史性”、“里程碑”评价《巴黎协定》，但同时“不完美”也在其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巴黎气候大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协定给出了明确信号，也为未来的谈判提供了路径和目标，“巴黎远不是终点，而仅仅是开始。”

专门建立盘点机制

“你们做到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对参会代表们说，你们达成了一份富有雄心、具有约束力，而且广泛的协定，“你们可以自豪地站在自己的儿孙面前了。”

奥朗德的表态显得格外感性，而在12日的巴黎气候大会上，感性的不只是他一人。大会主席法比尤斯在敲下标志着协定达成的绿色小锤之后激动地说：“《巴黎协定》让我们在坐的每个人都可以昂着头回到祖国，我们共同做出的努力，比各自努力更为难得，我们对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

“谈判气氛很好，互相并没有太多指责。”13日下午刚刚从巴黎返回北京的张海滨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虽然迟到了6年，但《巴黎协定》的签署如《时代周刊》所评价的，“体现出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团结”。在各国政要的讲话中，“历史性”是被用得最多的形容词。解振华在会后表示，《巴黎协定》传递出了全球将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的积极信号。

张海滨认为，《巴黎协定》的信号意义非常重要，明确告诉各国和各个产业，除了应对，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本次会议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之一，要数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提出。《巴黎协定》不仅强调了2摄氏度温控目标，更是提出各方将努力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同时还规定，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在2018年提交报告，详细阐述升温1.5度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巴黎协定》为解决各国“自主贡献”力度不足难以实现控温目标的问题，专门建立了盘点机制，即从2023年开始，每5年将对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以帮助各国提高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

“这个机制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当然是不利的，但是对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却是非常有利的。”张海滨介绍，这次会议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分歧。

资金等问题待解决

除了中国，美国可谓是气候大会上最受关注的国家。美国在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之后，却因国会的阻挠而退出。

在《巴黎协定》签署前，没有人能够保证美国可以加入其中。“巴黎协议必须有美国的加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团第一副团长刘振民在谈判的最后一天表示，“目前要找到使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

张海滨介绍，协议的撰写小心谨慎地避开了国会，美国并没有承担额外的任务，而是根据国内安排进行减排，“《协定》是不可能让每个国家都完全开心的，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巴黎协定》称为“拯救我们唯一地球的最好机会”，但同时他也表示，这份协定“并不完美”。

“不完美”也是解振华的评价之一，他认为，《巴黎协定》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一步完善，比如发展中国家最迫切希望要解决的是，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但谈了20年并没有很好落实。

“这是一个长期问题，《巴黎协定》仍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提出了目标和方向。”张海滨强调，“巴黎会议绝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

在历次气候大会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不同解读，向来都是矛盾焦点。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是否应该继续被看做是发展中国家就有诸多争议。

“在此问题上纠缠并无意义。”解振华强调，“发达国家并没有因为被列入发达国家阵营而做得更好，同时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得很好。”

中国仅仅是一个缩影。过去20多年，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排放量也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被反复讨论，而在《巴黎协定》中，“共区原则”仅出现四次。

在张海滨看来，这样的弱化和模糊化是意料之中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焦虑感，而排放格局的变化减少了发达国家所谓的负罪感。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国内阻力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