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发布“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排行榜：有城市“预算公开”得分为零

每经记者 胡健

政府的钱怎么花？如何让每一分财政资金的用途有迹可循？

近日，由清华大学公共经济、金融与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通过对全国294个城市的财政透明度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和研究，得出“2015年地级及地级以上市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排行榜。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根据这份2015《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有些城市去年甚至未公开最基本财政信息；而在财政透明度中，最模糊的是政府负债部分，仅北京等6个城市公布了政府性债务相关情况。

各城财政透明度参差不齐

清华大学的这个课题组今年对全国294个地级与地级以上市政府（290个地级市政府和4个直辖市政府，林芝、日喀则、儋州、吐鲁番和三沙市未纳入考察范畴）的财政透明度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数据采集、整理加工及定量研究，得出了“2015年地级及地级以上市政府财政透明度排行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总的说来，地级与地级以上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透明度建设上较去年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根据报告，29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268个城市公开了连续财政年度的市级政府预算与预算执行情况。

其中，在公共财政方面，今年的明细科目公开情况要明显好于去年，不少市政府除了公布自己的财政报告外，还在网上贴出了详细的收支明细表格，没有提供表格的市政府中，也有一些在政府财政报告中细化了报告项目，如拆分其他各税为更详细的税种等。

税收有时会被称为经济的函数，而财政透明度也能透视出地区发展思路的差异。

在所有的市级政府中，北京、广州、上海的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做得最优，得分非常接近，为其他市级政府财政公开起到了标杆与示范作用。

俞乔说，排名前十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反映了东部沿海城市在经济建设领先的同时，对财政透明度的建设也更加重视，也说明这些城市为了更好地吸引企业来当地投资，而对政府财政的使用情况予以了更充分透明的信息披露。

相反，“后十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西部及东北地区，基本上未披露必要的基本财政数据，这也与当地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滞后有一定关系。”俞乔说道。

比如，有的城市在预算与预算执行的公开情况中得到的分数居然是零分。

俞乔说，增强政府资金使用透明度，可以使资金的分配、使用不断细化与明确化，从而减少贪腐机会，从根本上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财政透明也有利于完善财政管理、落实财政问责，使公众和立法机关更有效地监督和评价政府，从而促进良好公共治理的建立。

仅六城市公布政府性债务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8月3日发布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政府负债超过5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两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2013年资产总额111.9万亿元，同比增长近一成，增速远低于负债增速。

那么债务透明度又如何呢？俞乔率领的课题组的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的公开情况最差，除了北京、广州、上海、天津、宁波、厦门市外，其他市政府都未公布政府性债务和举债资金使用情况。

地方政府性债务业已成为当前经济中最为重要的风险之一，而这种风险更多存在于获得财政收入能力相对不足的地级和县级市政府。然而，目前的债务数据仍然基本上局限于省级的债务公开 、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以及财政部在2014年底到2015年年初的地方债务上报。

俞乔表示，在财政部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在债务公开方面的职责，但是从2014年到2015年这个财政公开周期中，能够做到债务总数公开的城市政府寥寥无几，就更不用说能够全面细致的公开政府债务的全貌。

“全面的债务公开是对债务风险的充分展示，但债务公开从无到有，仍然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俞乔看来，政府性债务的公开原则上应当反映政府性债务的风险，风险包括规模风险和结构风险。为了反映规模风险，地方政府应当公开其政府性债务余额，并计算其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总财力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为了反映结构风险，地方政府在公开债务规模的同时必须要体现当前债务存量的结构，预计的债务增量结构，以及债务存量和增量与偿债能力之间的关系。”俞乔说。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有个别地市级城市在预算报告中公开了债务余额的规模，尽管仍没有全面细致的公开，但这仍然是一个好的开始。

俞乔举例说，临汾市在债务公开中走在了前列，其2013和2014年的政府财政报告对年底债务余额都有明确的公开，而北海市2014年财政报告中对债务余额和三类政府性债务的余额都有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