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保险要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规避福利陷阱

◎武洁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一场大病消灭一个中产”……大病是不少家庭“致贫”“返贫”的直接原因。国务院办公厅8月2日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提出今年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应达到50%以上；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

这是继2012年六部门下发《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国家在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机制建设上的又一“力作”。医疗专家据此解读说，未来城乡居民的大病医疗费用总体实际报销比例能超过70%。

“有啥也别有病，没啥也别没钱”，“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坊间的流行语，其实充分流露出公众的关切。而人们之所以对于大病如此恐惧，除了疾病本身带来的痛楚折磨以及生命威胁之外，大病所引发的家庭经济与财务危机，同样是难以承受之重。

现实中，一场大病不仅足以使普通工薪阶层彻底返贫，就连财务相对自由的中等收入家庭，也同样难敌大病的侵袭，因患大病而导致家庭财务破产的，并不在少数。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病保险的有效覆盖，将防止大病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无疑算得上对公众关切与担忧的贴心回应。可以设想，当大病通过保险机制获得高比例的支付，不仅意味着不幸患上大病的患者有望获得更到位的治疗，更意味着因病返贫和因病破产的次生灾难，将得到有效的兜底，因病返贫甚至破产的后顾之忧看来有望缓解并打消。

不仅如此，以往的大病保险不仅覆盖有限，且更多是由公众自己额外地购买商业保险来承担。而大病保险的认定与理赔，往往也仅局限于契约中明确列出的病种，即便是身患重病，开销巨大，只要不在大病保险的病种覆盖之列，都不可能获得补偿。

此次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则明确提出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大病”的界定标准。“只认花销，不认病种”的大病保险制度，赔付条件的放宽，病种限制的取消，对于公众而言，这样的大病保险无疑更加名副其实，也更具含金量。

应该说，大病保险越来越给力，固然发自政策善意，也令人期待。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也不会有免费的大病保险。那么，全面实施大病保险，更加给力的兜底与保障究竟来自哪里、会不会成为“空头支票”就成了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例如，大病医保与基本医保之间究竟如何对接，保费有着怎样的形成与分担机制，这都需明晰化。至于在不增加参保者缴费的前提下，提供大病医保的保障，在确认相关保险机制的运作可能之前，恐怕还不能随意承诺。

无论如何，既然大病保险引入并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承保，也就注定不是福利化而是商业化，那么，如何让大病保险的商业模式可接受、可持续，才是普及大病保险、实现大病保障兜底的关键前提。

此外，将高额医疗费作为界定大病保险的标准，尽管初衷是降低大病理赔的门槛，但这也必然意味着保费支出的增加，并体现在大病保险的成本核算与缴费上。而真正意义上的大病保险制度，其实不应仅限于追求支付比例的增加，而更应通过保险的集合支付机制，推进大病医疗服务的规模效益，摊薄个体诊疗成本，从而实现对大病医疗费用的有效与合理控制，并在这一基础上，逐步提升支付比例与大病医疗保障。

基于此，大病医疗保险的广覆盖与高赔付，固然令人期待，但这一愿景的可实现与可持续，仍需充分发挥大病保险的规模效应及其控费优势，否则就会产生落入不可持续的福利陷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