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现在是租房住

底线就是你发自内心认为要遵守的价值观，是一贯的做法，不会改变，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Q1:万科是全球最大住宅地产商，您是老大的老大，请问您住的房子有多大？您有几套房？

王石：这个牵扯到隐私，因为“红烧肉”，我的家庭你们也知道了，我不说你们也明白。我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简单当中自然包括住房。我到深圳之后创业时买过两套住房，因为种种变故房子不在我名下。考虑各种情况，我现在是租房，不过住房反正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人为什么对房子那么感兴趣呢？人们认为房子才是财产，才是家，和过去的老家、落叶归根的观念结合起来了，所以土地、房子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个人来讲，虽然我小时候对山区有很温暖的记忆，但我毕竟迁徙到城市里。我出生在广西，在还没有记忆时就随家迁徙到广州、湖南衡阳、北京、郑州，我还依稀记得在老家东北生活过三年。要说落叶归根，我的家乡在哪里啊？尽管我现在也鬓发衰，但就家的感觉来讲，尤其是2011年出国到现在，我更觉得自己是地球人。当然，我的感觉、味觉、嗅觉也会表明我的民族是中华民族，但是到底哪儿是我的家，已经非常淡了。

退休之后我想生活在哪儿呢？我非常喜欢剑桥，无论是人文环境还是“尺度”。剑桥街道很窄，这是中世纪的尺度，恰好也是适合人的尺度，生活非常方便，更重要的是弥漫着书卷气，那里曾生活过像牛顿、达尔文、霍金这样的大师，听着钟声感觉他们的灵魂陪伴着你。但是要说温暖和人情味当然还是要数中国！

Q2：在人人都瞧不起杨壮老师的诚信时，你就认准诚信是对的，这挺难。怎么才能保持这个信念？有人说，一些人不怕世俗眼光，正是因为坚信自己说的话。那么，我现在留下一个疑问要问：你这种很强的自信，是怎么来的？

王石：我先回答一下薛教授的问题。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的经历和教育告诉我就应该这样做，现在更多的不是你纠结，而是你身边的人纠结。拿不到好地我就要破产，但我宁可破产也不会违背原则。想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你要做的。

你说王石这个人很坚强，但我不认为自己坚强，我是很脆弱的。拿相信我的举手这个试验来说，你不举手对我没什么打击，但是当某种误会，比如我培养的团队误会我的时候，员工感到彷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很受伤。2008年赈灾我捐200万不少了，网上排山倒海骂我的时候我是难受的，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管理层压力非常大。赈灾，中国是灾难频发的国家，我们不能搞运动式募捐。另外，我觉得捐款应该出于自愿，而且不应攀比捐款多少，普通工人一块钱和企业1000万能相提并论吗？钱数不同，但是心是一样的。2008年的时候，万科80后的员工已经超过60%了，我看他们用非常委屈的眼神看我，他们很委屈，而且不理解。那时候我很彷徨，我准备辞职，不是因为我说错话，而是因为我的话影响了80后对我的信任，我的话给管理层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的话造成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会影响股价，会影响销售，会影响股东投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内心是很脆弱的。

Q3：王石老师，今天很高兴参加思客讲堂，聆听您非常精采的演讲。我想问的是，您刚才讲到多少年来坚持的价值观就是诚信，这个价值观我们在七年前曾经做过探讨，当时给我一个思路就是，现在企业家很多都是在40岁以下，他们提出一个主流价值观，应该不是一部分人指引出来,另外一部分人坚守的，而是我们能不能成为这个价值观的践行者、丰富者、发展者、创造者，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开始创业，在这里我受到很大的启示。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家创造了很多的经济财富，也有精神财富，这种东西能否转化为我们的精神财富？最早我想问政商关系，有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有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有谈权力和金钱的博弈关系，不一而足，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了，如果可能我倒想请王石老师介绍一下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政商关系应该是什么和什么的关系？

王石：在2012年我们企业家有一个论坛，基本是半开放的，请谁来不请谁来未严格限制，基本上不请媒体人，所以是半开放，企业家自己谈一些事情。2012年我们知道新一代领导人带来了希望。我记得那时是作为轮值主席，我的发言主题就是自我更新，不是你希望上面怎么来改，而是你怎么来改，你的主题。今天说挑战也好、主题也好,关键是自我更新，更多的不是政策怎么样，而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这样不是号召，登山也不用号召。很多人谈三中全会对我们今天的走向怎么样？对我来讲，我觉得更需要关注的是基本的东西，怎么变化代表未来。政策开放点走快一点，再保守一点你调整一些，再保守一点你就等于不变了。那这样我们如何面对变化呢？所以我强调我们要自我调整，我非常清楚我是企业家，企业家自身阶层如何完善呢？如果只是完善社会，企业家如何自己做到民主？你又是调动资源的力量，你不民主怎么能要求社会民主呢？比如上一届在哈佛的亚洲论坛，哈佛留学生组织办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论坛，去年在国内搞得非常大的民间的一个投资基金，大家都觉得神秘得不得了，觉得他做得不可想象。到上面请一个著名的教授，刚讲两句话他说来给我跟他合影，非常粗暴，非常无礼。在中国很让人羡慕的民间著名的资金投资者就这样，而且不止一次。你想想在哈佛的外国留学生，我们的企业家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要讲法治，我们说司法上，贿赂是双方的，得有行贿才有受贿，我不行贿就是我不给你，这是双方的。所以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企业做起。为什么要出去，因为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太自私，你过了在学校享受、愉悦、提高知识的那个阶段，不仅仅是大学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更多的是和其他的人共同交流。所以如何让社会进步，我觉得企业家的自我更新和现在执政党开展的反贪运动、反腐败的这种自我更新是一样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本身我就觉得我是在自我更新，我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中性的，有天使的一面，有魔鬼的一面。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刚才讲在剑桥骑自行车，有一天我一看，我那个座没了，虽然很近，骑自行车15分钟，但是要走路得半个小时，我骑一个自行车下面没座，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我想看哪个自行车的座，我能把它弄过来，但是我一边骑一边想这是大白天，我的自行车肯定是在晚上被弄的。

事后我都在反思，我怎么能这么想，我虽然没这么做过，但是我情不自禁，谁把我的弄走，我也弄一个别人的去，从来没想去买来换一个。很简单，人会情不自禁，特定场景下我相信我是做得出来的，你说这是什么行为？人家会说大企业家能做这事？那是很可能的。一个人不是独立的，互相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我的员工很委屈地看着我的时候，那是一种不信任感啊，如果这时候安慰你两句，这就是有共同点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什么叫爱？什么叫慈善？什么叫怜悯？怜悯是人类最基本的东西，兔死狐悲本身就是动物最本能的东西。

Q4：我准备在北京买房，但是房价都在下降，我现在是等等呢还是怎么办？您说您是不行贿拿不到好地，那现在在反腐的驱使下，整个社会关系都在转变，现在万科能够拿到好地了吗？

王石：你提了两个问题，我想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房地产更多是通过招投标、透明度，拿不到好地也不完全是因为不行贿。当然现在反贪后局面是越来越好，这是毫无疑问的。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买房很纠结？那你应该请一位咨询师咨询一下。当然我得回答你，既然很纠结，你想买又拿不定主意，那就抓阄。

Q5:非常感谢王石老师的精采演讲。我知道您是1968年空军的汽车兵，所以请接受我这个84年的空降兵对您这位老兵的敬意。我想了解的是，您在领导万科的同时又要登山、赛艇、滑雪，您在这里当理事长、主席，同时还要攀登知识的大山，我想知道您如何掌控精力和时间？谢谢。

王石：我想讲个故事，我在哈佛也算名人，你们可能笑了，这还算话题吗？但是在中国是名人，在哈佛未必。在哈佛那个地方，整个世界的名人汇聚，不仅是企业家，还有学者，何况我是悄无声息去的，那我怎么成名人了呢？因为现在是中国现象，中国有很多学者，很多企业家，很多政府官员，有的就在那儿学习，有的就在那儿访问，到那儿老打听能不能安排见下王石，他们就会问王石是谁，他们就会赶快了解，说谁谁谁想见他。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让我见，王石就是这么出名的。我到那里是想练英文的，如果见一堆讲中文的人，我的英文怎么过关呢？但是你知道中国人会托关系，各种关系托托托，比如某位主任会给我打电话，说见一见谁谁谁吧！当然有一次见了两个研究生院院长，就是文理学院院长和研究生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是中国人，那绝对是大牌，他们也会来问我问题，就是你怎么来分配时间来管企业和学习？

我的回答是这样，中国现在还很粗放，不像足球，更不像08年之后的经济危机，所以你若战战兢兢的，可能就被淘汰掉了，这是大背景。西方现代管理学讲制度化，讲团队，讲透明度，我就是这个方法，但是很可惜，在中国民营企业当中不讲这套，我在讲团队，人家讲的是领袖英明。企业领袖说了算，领袖是很英明，但是哪儿有时间事必亲为？再能干，项目做多了，中国市场又很大，你还是要有一个团队，只不过我这种做法在中国还没有流行起来，之后我再学习西方的东西就可以了。但是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相信别人”。很多企业家都说我不是不离开，是离不开，我离开半个月就乱套了，我离开三天就乱套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例子。

去年我在剑桥办了一个深潜班，把中国企业家拉过去待一个月，其中一位最后就非常纠结，说企业怎么离得开我呢？最终因为答应了我，所以去了，一个月之后他发现公司不但没事，业绩比他预想得还好。中国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相信。人家问，是不是你没犯过错误？不是没犯过错误，闹了像08年这么大的事件，我说十块钱，马云说了一块钱，即刻舆论从我这里转向阿里巴巴了，但是他轻松通过公关给化解了。所以阿里巴巴成功，至少从紧急公共关系来讲，万科和他肯定不是一个层级的。

你相信别人、放心别人，就让别人去做。比如亚洲赛艇协会，我要做的事，如果上一学期让我来弄，肯定会抓瞎。上学期因为我要竞选，各种比赛我得赶快去，见他们的会长、秘书长，我得亮相、推销，我的课题就放在那儿，学习就不行了。后来我的老师来了一个电话说我病了，咱们下个礼拜再讨论，我如释重负。突然出现这种情况，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刚才我说那个秘书长我不用他了，但是从诚信上我还请他当顾问，比原来的待遇更好，连国际赛艇协会都得到一个职务，结果让他出乎预料。一开始我就赞扬温州人，英语非常强，我夸奖他什么意思？干活啊。我们的企业家爱怎么讲？我能啊，我能你不能。我跟他讲就是你能，你一定能。我来做企业其实都一样，企业家、董事长都一样，一个是这事儿你做不做，亚洲赛艇协会主席你要不要竞选？你不竞选这事儿和你没关系，你竞选上了你要怎么做？第二就是用人。更重要的是第三，无论你怎么授权，怎么违反了你的意愿，和你没有直接关系而出了事，你负责。2008年我随时准备辞职，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大方向就是想好做不做，就这样。

Q6：王老师您好，我和王健是十多年的好朋友，他给了我一个图片是时代封面是人类将活到142岁。所以按照这个年龄来算您还没有到中年。

王石：他说的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是从现在出生的。

Q7：所以我想问的是您的前半生（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算），您的前半生精采而丰满，您的后半生您最想做什么？最想推动什么？您最看重未来什么样的产品？是不是比尔·盖茨预测的电子产业？

王石：把我人生有限的年龄大大加长了。实际上,一个成功的人,你听他做事觉得有预见，有安排往前走，但往往都是成功了之后谈过去。照我来讲，第一，人生无常。过去是人到七十古来稀。现在八十岁、九十岁，到一百岁的也不稀奇。但是到八十岁还很清晰的，对社会来说还不是多余的，那就不多了，到90岁就寥寥无几了。换句话说，到了80岁，除了个人、家庭、感情之外，对这个社会来讲，从生物生命的延续来讲，他已经没有意义了。对我来讲，我刚才的叙述只描述到70岁之前，要到希伯来大学、伊斯坦布尔大学，至少要到2017年，那时候我65岁了，70岁之前做公益活动、企业还在转型中往前推动。70岁之后有点朦胧的想法，我这个人向来是阳谋的，也不藏着掖着，我想到戈壁滩种庄稼。褚时健74岁创业褚橙，84岁褚橙成为一种立志橙。我从喧嚣的都市到一个独立的岛上，有点海明威小说里的老船长那种感觉，享受晚年生活。有新闻说土豆大有作为，中国的饮食结构里要吃土豆。我一看，这是粮食危机信号，因为土豆高产。中国将来粮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27%的国土面积是戈壁沙滩。我受褚先生的影响，70岁去做这件事。至于能活多长，我是这么想的，人生无常，可能明天心脏病就走了。但是我想，上帝给我这个时限，我明天就走了，我不会遗憾的。因为按照生命的时间，我一直有目标在做着。我相信作为我的人生来讲，如果我得了老年痴呆，那我一定安乐死。

从整个体育来讲，它本身就是一种希腊精神，是一种身体的美，是身体健康、头脑加上灵魂。我知道赛艇运动最好的是西安交大。第二北大，清华十年赛艇运动无极而终。这两年推广的赛艇运动到哪儿都遇到北大、清华的这批赛艇运动员，他们现在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民间赛艇运动的种子。

Q8：王老师，您好。我问一个女生比较感兴趣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说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首先得抓住他的胃。我也想很好地把握自己的爱情。那我的问题是，您的心被留下了吗？在您的世界里，您是怎样给自己的爱情保鲜的？

王石：你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因为这不是一个心理咨询的爱情节目。

Q9：我提问题并不是要窥探隐私，爱情也是人的三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王石：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Q10：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上了一堂精彩的课。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上路的创客，我经常会面临一些问题，包括很多创业者初期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挑战，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将对一件事情的挑战坚持下去？请王老师追忆一下，您在刚刚创业的时候最难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如何坚守下去的？

王石：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现在很多年轻人创业，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带来无限的机会，所以经常提到这样的问题，挑战遇到的困惑，挑战能不能成功，值得不值得去做。我是这样想的，就我的经历来讲，我选择做什么职业，什么职业才是值得我一辈子去做的，55岁之前我没有想清楚，也就是万科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后，我都没想清楚。但是之前我做过很多事，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机关干部，当过工程师。我33岁到深圳创业，一直创业到55岁，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值得我后半辈子做的。

现在我觉得房地产牵扯着城市的自然成长，从城市的发展史到建筑本身的结构、美学，现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作为房地产开发商，觉得太幸运了。那年轻人问我怎么来接受挑战、怎么来接受挫折？哪个项目能做的成功？我的观点是这样，当每个人都在谈某一个迅猛增长的行业，它一定是泡沫。

大家都希望成为马云的时候，你不知道背后有多少牺牲掉的“马云”。昨天在欧美同学会上有一个人说，他已经5次失败，但还在创业，怀着自己的梦想去做，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直到今天我得到的结论是，每一件我做的事情，我都没有准备长期做，但是我都认真去做，做好了对我就是一个积累。我们看到了乔布斯的苹果，但是你再看看乔布斯在斯坦福的嘉宾讲演。遵循你的内心去做，至少你想做这个，当然没有成的是多数，能成的只是少数。能成功的，就像我，很有运气，仅此而已。

就像现在都在谈互联网，一个有点互联网概念的企业，还在赔着钱呢，而万科就是传统的房地产，我们一步一步做到今天，你看万科下一步怎么发力？万科发力才刚刚开始。我们不要被迷惑，我相信机器人[1.59% 资金 研报]一定会代替人类，那是未来。至少未来这个星球上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在抱怨着雾霾，将来雾霾都没有，机器人不用担心，那是未来的事。我们人类一定要适应互联网，但是说网上教育取代北大了，那才是胡扯，怎么可能。人不是机器人，就需要人与人的交流，这种交流才产生化学物质，才产生变化，为什么很多人从外地来到这儿听？可以在网上听，但人与人面对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年轻人的机会才刚刚开始。失败了可以第二次，可以第三次，你们有的本钱就是青春和精力。问我当初怎么做到的，运气而已。我当兵就是想当军官，我当5年兵，没有成为军官。包括当工人，那时做任何事情都是想做做不成。为什么做不成？替我辩解两句。三个月我就知道我不能当军官，因为我非常独立自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离开部队我觉得天马行空，一想到部队生活我就像做恶梦一样。我1973年复员，1983年到深圳创业，别人说很艰苦，我说不艰苦，跟部队生活比起来算什么。我在戈壁滩上开车300公里，早上一顿饭，晚上一顿饭，在深圳青山绿水，就是有点蚊子咬，好极了。在部队需要集体意识，5年部队痛苦的磨炼成为了财富，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有文化积累的人，你的苦难经历是你的财富。但是你没有追求，你没有理想，最主要的，你没有知识，苦难就是苦难，再多了就是灾难。

Q11：在那些危机时刻，能够让你坚守下来的精神资源是什么？是如何获得的？

王石：答案有点庸俗：信仰。在我们小时候，普遍的信仰和苏联很相似，比如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故事。但是，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过很大的破坏。对我而言，那种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包括社会主义、振兴国家等等，都是最底线的价值。共产主义信仰在过去提得比较多，现在似乎提得不太多了。对我们来讲，现在的信仰应该体现在对社会的包容。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很快找到信仰的支撑，但最起码在寻找的过程中人是向善的，并意图修正自己。家族、少年成长时代、家庭以及部队等等，包括过去一些痛苦的经历，都在影响着我。

Q12：你提到一个人要有追求、有理想、有知识，可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去过老挝，看到身边很多人有理想、有追求也很善良，但他们的人生最后也不是特别好，甚至其中一些人的结局还很悲惨。对于你的话我有质疑，你可以讲一些观点反驳一下吗？

王石：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当老实人，结果就一定会不好，这是你的观点吗？很坦然地说，我是这样做的，结果还不错，但也许即使这样做了，结果也不一定好，毕竟还有运气的影响。但今天论证的逻辑并不是说了老实话、做了老实人就必然会成功，而是当你成功了以后，如果还保持着诚实的品质，才能更好地持续下去。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即使十恶不赦却也很成功，甚至还能善终的可能。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不是说这么做就一定能怎么样，不是那样一种机械的唯物论价值观。

Q13：我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在22岁的时候，是怎样的人生状态？

王石：我22岁还在部队苦熬呢，23岁才从部队复员。我觉得在部队两年时间就足够了，却耽误了三年的宝贵时间。我是1973年复员，1974年当了工农兵学员，开始上学。现在想起来，才觉得煎熬也是宝贵的财富。就这个问题来看，你非常在乎22岁这个特定年龄应该怎么样，那么我要说，珍惜你的22岁吧，虽然可能有很多彷徨，命运本身是你自己无法决定的，但唯一能做决定的是你能掌握的具体每一件事。正如我们刚才所说，我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如意，但仍然尽量做好。

Q14：听说您接下来要攀登知识的山峰，比珠峰要难，那您要如何努力呢？

王石：这是定量化的目标。我原本准备三次登珠峰，实际上去哈佛时我还带着滑雪板，不但要登山还要滑雪。可是到了剑桥以后，我很快就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在学习上，我觉得有三关需要克服。

第一关是语言。语言水平一般还不行，毕竟不是旅游，光会听、说还不够，还要学以致用，毕竟是在大学。即使是要拿博士学位，讲得不好也不太要紧，只要做完功课、通过答辩就可以，专业领域也非常窄。而现在这样交流，包括到商学院给同学们讲课，难度要更大。何况当时不只要学习语言，同时还要完成作业，而周围的同学年纪几乎比我女儿还小。

这么困难还没有放弃，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受不了刺激。什么刺激呢？很多人在网上问：哈佛也有中文班？这话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我到哈佛不是扯么，最多待半年就回来了。其实这么问还好，我不答理这种讽刺就算了。但第二个问法把我刺激到了：哈佛也有老年大学？我心想：是啊，和比我女儿还小的人一起学习，那对我的刺激感多大啊。

每次考试我几乎都最后一个交卷，人家都走了，老师恨不得过来扯我的卷子。全是本科生学的课程，一遇到听不懂的内容，我就得把本科同学的课堂笔记拿回去看，然后做作业交上去，还是可以的嘛。那并不是老年大学，而且在学习上要跟上比自己小三四十岁的同学，斗志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最后一个交卷，这让我感到很惭愧，但是回头想想：和他们较什么劲啊，我是最棒的。这是人生的态度问题。

第二关是定位，就是如何把自己摆到学生的位置上去。原本是一个企业家，到哪里都习惯了秘书接待、司机接送，几乎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挺惭愧的。可到了大学里得自己做饭，突然就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出门没有专车，饭也得自己做，要把自己放到新的生活环境中。

第三关是文化，和社会生活有关。比如办信用卡，在中国很简单，但是在美国却说我没有资格。我很疑惑，明明有三万块钱怎么不行呢？相关工作人员说，因为我在美国没有信用，那怎么办呢？最后通过借贷卡，自己花自己的钱，信用卡办了一个月才下来。诸如此类文化之间的隔阂还有很多，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以上这三关是互相影响的。要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化，饮食很重要，有些中国留学生三天不吃中餐就受不了，而我却不吃中餐，尽量回避。要适应当地的生活，一是不说中国话，二是不吃中餐。到了剑桥，这种体验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在剑桥过圣诞节的时候，有几个院士发现我这么如鱼得水，他们自己本身就在剑桥毕业，又受聘并任职于母校，却问为什么我认识的人比他们还多。我说很简单，你们都是中国胃，在这里天天晚上都吃中国饭，但我无论是午饭还是晚饭都要和外国同学在一起，正好有机会练英语。

所以，攀登知识的高峰有什么困难呢？从大方面来讲，是人生和生活的心理感悟，但是要怀着开放、学习和好奇的心态去面对文化和知识，而不是抱以功利的心态。

Q15：我想问一个关于毛大庆的问题。当时您花了很大的心思，让谢栋准备了大概两年，请毛大庆吃饭的次数达到了两位数，甚至你亲自和毛大庆交流，最后把这位有影响力的人引到万科。但为什么这样的人才到万科才待了五年多的时间，在房地产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不愿意和万科一起坚守并面临挑战？“坚守与挑战”是王石的文化，还是万科的文化？

王石：这个问题有点偷换概念。显然，我们说的“坚守”，并不是在万科工作15年、20年都不变。我在万科30年了，难道其他人也要待30年吗？到底应该坚守什么，我的概念不一样。应该坚守的不是时间而是底线，无论换不换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如此。底线是什么？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底线就是你发自内心认为要遵守的价值观，是一贯的做法，不会改变，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尽管大庆刚辞职，但就我对他的判断，他也有自己的坚守，所以我们才肯花那么多心思把他请来。从他这五年中的表现来看，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这次他的离开比较高调，也透露了心扉，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要走，以及之后打算干什么。虽然他离开了万科，但与我们还是连在一起的，我非常感谢他这几年在万科的表现。

大庆走了可惜不可惜？可惜。值不值得挽留？值得。但为什么他还走了呢？相信是为了追随自己的心愿，抓住社会转型中的机会。万科的人事政策中，有一条叫“好马吃回头草”，有一名员工就曾经三进三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哪里有低谷就流到哪里去。万科把自己比作低谷，但是有时人才流走了，我们也会检讨，如果原因在于自己，就会想办法调整和改进。如果有一天大庆说要回来，我们也会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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